何谓“开国”？它可以指代某种象征性事态，也可以理解为对一定的历史现实的描述。就象征性而言，它表示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相对推移；就历史现实而言，它无疑代表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远东地区诸民族，尤其是日本、中国和李氏朝鲜在不同程度上被强制性编入“国际社会”的一系列过程。本文将从这两个视角相重叠的地方出发，探讨幕末开国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

    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发展，并非是发生在过去的、永不重复的过程。无论是最先提出这组对照的亨利·柏格森，还是对柏格森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卡尔·波普尔，他们都同意，时至今日完整的“开放社会”也不曾实际存在过。柏格森将“封闭社会”及其道德，假定为人类社会刚摆脱自然之手的初始状态；波普尔则将其抽象为人的行动方式备受巫术和禁忌束缚的部落社会，不可否认，这个范畴的诸要素来源于历史上的“未开社会”；但同时，恰恰因为它的关键环节带有生物学特征，使它并不专属于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甚至在这些思想家所生活的西欧社会里，它也仍在被视为当下的问题。因此柏格森说：“我们的文明社会也是一个封闭社会。”(平山高次译：《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岩波文库)波普尔也曾写道：“希腊人为我们开启了这场伟大的革命——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推移，而直到现在，它仍旧刚刚起步。”这无疑都证明了这些范畴对当下问题的有效性。

    就象征性而言，日本有过三次“开国”的机会。第一次是从室町时代晚期到战国时代，第二次是幕末维新期，这次战败之后则是第三次。本文涉及的对象仅限于第二个“开国”期，内容方面也主要集中在对历史的内在理解上。然而，对身处第三个“开国”正当中的我们而言，我们不该只把历史上的开国看成特定的历史现实，还应当自由地从中汲取关于现在的问题和意义。为了完成这个剥离工作，本文将把柏格森与波普尔的“非历史”或“超历史”层面上的范畴，作为衡量的参考投放到历史情境中。经过上述讨论，相信下述这点已经非常明确:即我在这里所做的探讨既不是为了导出“欧洲曾经有，日本却没有”的“匮乏理论”，也不是在肯定“日本接下来要因循西方的某个历史阶段”的僵化的“先进国”理论。

    第二，关于作为历史概念的“开国”，大概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国际社会”并非地球上自在的存在，无论从它的生发缘由看，还是从近代国际社会的结构(主权民族国家基于平等的立场与权利缔结“外交”的社会)看，它原本都是以欧洲文化圈为前提的历史范畴。东洋自古以来便有印度、伊斯兰、中国等复数文化圈并存其中，这些文化圈之间尽管有着偶然的交流或接触，但直至19世纪末，这里并不存在与欧洲同等意义上的统一“亚洲文化”或“国际关系”。与西欧诸国不同，日本和中国并非在既有的国际社会中逐渐孕育出近代民族意识，而是在某个历史节点上，面对从外压迫而来的结成一体的“国际社会”，不容分说地被迫觉醒了“世界”与“我”的意识，被迫开始思考如何适应国际环境的问题。在欧洲，基督教、“资本”、养老院、大炮、军舰、义务教育、“电信”、国家主权及选举制度等诸文化要素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但在这里，它们化为一体，组成“西洋”这个庞大整体并一拥而来。因此，“开国”的中心课题亦转而成为——是彻底屈服于价值体系和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洋”，还是选择彻底的拒绝，去固守自足的系统。日本和中国(或其他亚洲地区)应对这一两难困境方法的不同，决定了彼此历史命运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