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是海外收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重镇，目前收藏有230余块。2010年，时任馆长鲁克思（Klaas Ruitenbeek）访问克孜尔石窟，拉开了该馆与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合作的序幕。2012年至2013年，赵莉前往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对该馆现藏克孜尔石窟壁画进行彻底的调查与测量，查阅了德国探险队历次考察的文字档案与图片资料，考察研究了很多之前尚未公布的材料。本次刊发鲁克思馆长为《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所作序言。



《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
赵莉  著
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编

    毫无疑问，由赵莉研究完成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不仅对于了解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原貌极为重要，同时对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也意义非凡。在书中赵莉利用数字化影像拼接复原的克孜尔石窟壁面上的壁画残片，除少数之外，原先皆收藏于柏林，时至今日仍有两百多件存于此地。这些壁画均是20世纪初从原始洞窟中揭取而来。

    作为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前馆长，我必须承认，克孜尔石窟与柏林博物馆之间由此产生的这种共生关系，蒙着一层悲剧色彩。1902年至1914年间，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领导下的四次新疆考察，虽然是带着探求新知的良好意愿，而且于1906年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的一系列详细记录所得的示意图、摹绘图、照片、地图以及文字资料，至今对于中国以及全世界的研究人员仍有重要价值，但将石窟内的壁画大面积揭取下来带回柏林也诚然是错误的决定。石窟因此而受到重创，尤为不幸的是，收藏在柏林的部分壁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毁于战火。

    在此历史背景之下，我与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的艾森豪尔（Michael Eissenhauer）总馆长于2010年6月25日，前往北京的国家文物局，与宋新潮副局长就新疆克孜尔壁画研究的学术合作事宜进行了会谈。在此次积极的会面之后，我即刻前往克孜尔，在那里结识了龟兹研究院院长徐永明和赵莉。赵莉陪同我参观石窟，进入古时圣地，来到鸠摩罗什的修行之所，此次经历让我终生难忘。我们很快达成一致，主要是合作推动双方研究人员间的互访，以及实现照片与相关记录的共享，这便为赵莉来柏林进行长期的学术交流拉开了序幕。

    赵莉之前应雅尔荻兹（Marianne Yaldiz）馆长邀请，已在柏林短期参观过克孜尔的藏品，在此合作协议框架下，她于2012年2月至2013年8月，到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学术访问。我们博物馆的同事们都为赵莉严肃认真的学术工作所感动。她待人友善，乐于助人，与她一同前来的还有她可爱的小女儿天瑜。她与我馆负责中亚艺术的研究员、汉学家毕丽兰（Lilla Russell-Smith）的交流尤为频繁，并且与负责文物修复的尕普史（Toralf Gabsch）以及负责档案管理的卡恩·徳雷尔（Caren Dreyer）一起，为许多重要学术成果的取得作出了贡献。此后，直至2017年，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毕丽兰博士以及其他研究人员也因此合作项目多次来到克孜尔进行短期的学术访问。在这期间，赵莉也都尽其所能地为我们提供了帮助。

    在《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中，当然还有不少来自其他收藏地的壁画残片，居于首位的是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藏品。令人钦佩的是，赵莉找到了收藏于世界各地的克孜尔壁画残片，并逐一考证出其原始出处所在。在北京木木美术馆举办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及洞窟复原影像展”中，首次全面地展示了她的工作成果。我有幸于2018年7月18日出席了这次展览的开幕式，有两个三维立体仿真洞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新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坐落在将于2021年开馆的柏林洪堡论坛博物馆中，两个以壁画原迹复原而成的洞窟也将展示于其中。同样是在赵莉的帮助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三位文物修复师于2017年在克孜尔的第8号和第123号窟内为此进行了详细的拍照记录。此外，相比旧的博物馆，洪堡论坛中将会有更多来自新疆的壁画、泥塑以及木质文物展出，同时展示的还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绘于绢帛或纸张上的画作和文书。正是因为与赵莉的合作，以及从她的这本《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中，我们对这些文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与龟兹研究院，以及新疆其他研究机构之间继续开展学术合作十分重要。希望除了这本《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将来还有更多的成果在合作项目中陆续涌现。最后，再次衷心地祝贺赵莉完成了这部优秀的学术著作。

                    2020年10月21日 于柏林

    作者鲁克思（Klaas Ruitenbeek）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前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