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古时称作“耶婆瑟鸡寺”——新疆地区现存最大的石窟群，是古龟兹王国境内最大的石窟寺群，也应当是西域地区的第一大石窟寺。谷东、谷西、谷内、后山，有石窟，有僧院，壁画、雕像，缤纷满堂；又有高僧讲经，徒众研习，贵人参拜，净人劳作于其间，俨然一区佛国世界。

    大约从公元10世纪以后，龟兹王国不复存在，此地居民流散，信仰转移，石窟群落渐次湮没。直到20世纪初叶，德、俄、日、法、英等国探险队接踵而至，发掘遗址，切割壁画，与泥木雕像、梵本汉籍一起，捆载而去。其中以德国探险队所得最多，仅克孜尔石窟壁画一项，就近五百平方米。

    这些被各国探险队揭取的壁画，经过长途跋涉，运往柏林、圣彼得堡、京都、巴黎、伦敦，虽然经过仔细包扎，但也经不起长途颠簸，即使像《且渠安周造寺功德记》那样的石碑也断为两截，泥质的壁画必然有所断裂。以后由于德国经济衰退，收藏这些壁画的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Museum für V?lkerkunde），在探险队主要成员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的主导下，出售给以美国为主的各国公私收藏者相当数量的壁画残块。更为悲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列在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中的许多壁画被盟军飞机炸毁，且苏联红军把德藏三百方新疆壁画搬运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其中一百多件来自克孜尔石窟。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也因大谷光瑞在1914年辞去本愿寺门主职位而逐渐分散，比较集中地收藏在京都、东京、首尔、旅顺等地，也有一些散在私家。

    这些被切割而去的壁画与石窟中仍在墙上的壁画属于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很长时间里，欧美及日本学者无法到克孜尔当地去调查壁画原状，而克孜尔当地的学者也很难出国考察流失在外的石窟壁画，更何况还有很多流散壁画不知藏在何处。这一情况，严重影响着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也阻碍着与之相关的龟兹佛教史、龟兹美术史等许多问题的深入展开。

    1996年6月至8月间，我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今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访问时，当时的馆长雅尔荻兹（Marianne Yaldiz）教授问我，如何考订馆藏那些不知来历的壁画时，我马上建议她：去克孜尔找赵莉。随后不久，雅尔荻兹真的去访问了位于克孜尔的龟兹石窟研究所，把德藏壁画的照片交给赵莉。赵莉不负所望，把大部分壁画都复原到了克孜尔石窟的相应位置上。

    其实，那时我和赵莉女士并不熟悉，在1996年的建议之后，联系多了一些。记得2000年8月在敦煌开会的时候，听她讲有关克孜尔壁画流失的研究很有意思，而因为参会人员太多，主办方没有给她安排发言，于是我把自己发言的时段让给她，让她得以在学界展示成果。直到2002年9月，我们一起应邀到柏林参加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德国国家博物馆、德国国家图书馆等联合举办的“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得以较多地交谈，更看到她和霍旭初先生会后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考察时，见到那些德藏龟兹壁画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地激动。

    二十几年的工作下来，赵莉已把大多数德藏克孜尔壁画复原到洞窟原来的位置上。这一成绩的取得，全在于她在克孜尔石窟那样艰苦环境下的多年坚守、刻苦研究。我还记得2008年1月南疆赶上多年未遇的大雪，我率队考察和田，在除夕之前的一个晚上赶到克孜尔。赵莉带着所里的几位年轻人在那里值班，让我们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面条，还给我们腾出有暖气的宿舍过夜，真是让我们感激不尽。

    2009年5月，我和朱玉麒一起造访刚刚更名的新疆龟兹研究院，达成合作调查研究龟兹地区现存吐火罗语资料、特别是石窟题记的协议，赵莉作为龟兹研究院一方的学术领队，在此后的数年中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带领我们一起调查龟兹各石窟的胡语题记，这一合作项目已经取得一系列成果。

    与此同时，赵莉继续她的海外散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最近若干年来，她有机会较长时间逗留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考察实物，核对数据，与各国馆员密切合作，让克孜尔石窟壁画用数码技术的方式“回家”。我每一次见到她，她都兴奋地述说着最近的收获，对于海外的收藏，如数家珍。这次她把调查、研究的成果编成《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因为她知道我对此颇为关心，特邀我做序。我为她的成就感到由衷高兴，故谨就克孜尔石窟壁画流散问题，以及赵莉复原工作的学术意义，略作表彰。

    是为序。

                            2018年7月10日 于海德堡



《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
赵莉 著
中国新疆龟兹研究院
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俄罗斯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