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要革命，首先要生存。如果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还革什么命？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是一开始就能让全党接受的。瞿秋白的临时中央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从1927年到1934年，让各地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数百次武装暴动。结果呢？几乎全部失败了。暴动的条件具备不具备，有没有群众支持，暴动后到哪里去，国民党军队来了怎么应付？所有这些问题，共产国际都没指示，临时中央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在上海的洋房里下命令。结果造成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白白牺牲，各地党组织相继受挫。在此过程中，唯独毛泽东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保全了朱毛红军。毛泽东当时走的路，看起来很不正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毛泽东一直痛恨洋教条，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从亲身经历得出的经验。

    上书房：时代就像一列火车，不断地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为什么最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成功？

    刘统：革命者和革命家是不一样的。革命家必须具备5个特征：是一个理论家，能创造正确的理论，指引方向；是一个组织家，能团结大多数，建立党组织；是一个实践家，能理论联系实践，制定灵活有效的政策；是一个军事家，会指挥打仗；最后一点，必须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哪怕在党内外受到严重打击，也不消沉、不逃跑、不叛变，而是坚持到底。

    对照这5点，陈独秀就存在一些毛病，比如使性子，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这样是走不到成功那一天的。还有陈公博，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逃跑了，那也走不到底。但是，我在书中没有否定任何一个人在某个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而是都给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最先把马列主义引入中国、提供《共产党宣言》原版的是戴季陶，尽管他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

    我不会只看一个人的史料，还会看其他人的来相互印证。《火种》是我的个人著作，我想凭一个史学家的良心，记录这段历史，不刻意拔高谁，也不刻意贬低谁。这本书赶上了好时代，很多档案都解密了，很多问题都放开讨论了，这让我有了用武之地。中国共产党走过10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它的成功一定是有原因的。至于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没有给你列出1234，而是努力讲好故事。

    上书房：您如何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

    刘统：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促成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但是要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党，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事情。共产国际需要中国革命运动尽快扩大发展，于是主动谋划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率部叛乱，让孙中山元气大伤。他总结失败的教训：依靠军阀干革命，终归是没有出路的。而陈独秀写文章、编杂志是好手，对于领导一个党却不在行。仅仅半年，建党的两位骨干李达和李汉俊就和他闹翻，相继离去。这样，国共合作的契机出现了。这不是单方的一厢情愿，而是双方的共同愿望。

    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宣布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候，只有中共表示要与他合作，所以孙中山立即表态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26日，苏俄使者越飞用英文在上海《大陆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结成联盟，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没有这个宣言，就没有后来的联俄联共，就没有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局面。

    1924年1月20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的政治方针是联俄联共。但国民党内的右派联名上书孙中山，极力反对。在28日的全体大会上，李大钊登台，代表共产党发表了《意见书》。这个意见书非常真诚和恳切，感动了在场的大多数代表，让“会场情势几乎顿时逆转”。

    国民党一大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当时中共党员不满千人，在代表中仅占13%，但是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有10人，占到了24%。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骨干力量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次国共合作，让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的平台，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共迅速发展壮大，开始发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通过黄埔军校，为党培养了第一批军事人才。

    但是，共产党的壮大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不满，白色恐怖时代随即而来。国共矛盾是必然的。因为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革命性质和大方向的根本对立，预示着国共早晚要分家，而农民和工人运动成了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索。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