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他们的“眼睛”去看
每个面向都是真实的，
但每个面向都不是全部；
文字常常引导我们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
但我们需要警惕是否真的存在这种因果关系。
    上书房：您刚才也提到，这部作品的创新之处是，您的书写始终基于三部史学典籍《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您的观察始终围绕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三位史学家的视角，为什么选择这三部典籍？为什么选择透过他们的“眼睛”来审视汉武帝和他的时代？

    姜鹏：中国史书的数量蔚为可观，但若要从中选出前三名，我相信，十位史学家有九个半会同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三本。《史记》开创了国人书写历史的传统，《汉书》确立了史学写作的规范，它们都是纪传体，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即不以人物、而以时间为线索，是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这三本史书，只有一段历史记录是重合的，那就是从秦末战争到汉武帝时代，即通常所说的汉初；只有一个人物是三部书都有记载的，那就是汉武帝。同一段历史，同一个汉武帝，在三位史学家的笔下，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上书房：三位史学家分别是怎样评价汉武帝的？

    姜鹏：班固和司马光两人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班固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意思是，汉武帝唯一的缺点是还不够谦恭节俭，如果这方面能向他的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学习，再配上他的雄才大略，和《诗经》《尚书》这样的经典里面称颂的古代圣王相比也毫不逊色。司马光则评价汉武帝，“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他把汉武帝拿来和秦始皇比，认为汉武帝在位54年，欲求强烈，用刑残酷，大兴土木，到处打仗，还相信鬼神，搞得民不聊生，逼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都造反了。

    一个把汉武帝说得很好，一个又说得很坏，那司马迁呢？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他有很多话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因此，他对汉武帝的态度晦涩不明，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仍然能觉察到他对汉武帝是有看法的。

    上书房：为什么会这样？

    姜鹏：这就好像我们拍风景照，人站的位置不同，拍出来的风景不一样，人的视角深刻地参与到了拍照这个行为中。历史学的本质是一门认识学科，每个面向都是真实的，但每个面向都不是全部，我们看不到全部，要承认这个局限。

    拿山和人的位置关系来做比喻。司马迁是“人在此山中”，他是汉武帝时代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汉代建立以后一直沿用秦朝的历法，到汉武帝的时候，决定改革历法，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司马迁。他也是这个时代的思考者，他说编修《史记》的目的在于“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所说的“今”自然指的是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他要探索汉武帝这个时代之所以形成的历史渊源。“身在此山中”的独特优势，让司马迁的记录有很强的现场感，他和汉武帝近距离接触的经验是其他史学家所无法体验的，他看到了山中的一草一木，唯独看不到整座山的轮廓。一个身处大山之中的人，怎么看得到整座山？

    班固生活在东汉，他出生时汉武帝去世将近120年。从西汉到东汉，中间还有一个很短的新朝，被认为是王莽篡权夺位建立的非法政权。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强调自己的刘氏宗亲身份，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论证西汉王朝的伟大和正统性，是东汉史学家的使命。不仅如此，班家和刘家还有着很深的渊源。班固的姑奶奶就是西汉末期汉成帝宠爱的班婕妤，由于这层关系，再加上班婕妤的弟弟、也就是班固的叔祖，参加了汉成帝时期宫廷藏书的整理工作，汉成帝就送了班家全套副本。在古代，书是很珍贵的，何况是整套的宫廷藏书。这套藏书的存在，为班固编写《汉书》提供了别人没有的文献资料。虽然班固离汉武帝时代较远，掌握的材料反而比司马迁多，《汉书》中的很多内容，是《史记》里所没有的。班固就像刚走出大山的人回望大山，他眼里的大山无比峻伟。

    司马光生活在汉武帝之后1200年至1300年的宋朝，他看汉武帝和我们看1000年前的他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他编修《资治通鉴》是有目的的。宋神宗继位时才20岁，雄心勃勃，想要夺回燕云十六州。司马光为他讲解历史，《资治通鉴》就是讲解的教材。怎么用历史经验来干预政策制定，这是司马光要考虑的问题。司马光的执政理念是，民生是一切政治的根本，发动战争，老百姓不仅赔钱，还要赔命。所以，司马光激烈地批评汉武帝“繁刑重敛”“外事四夷”，差点重蹈秦的覆辙，实则是在警告宋神宗。司马光是站在另一座山峰上看汉武帝这座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