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气候不同，旗袍有单夹之别，春夏着单袍，秋冬换夹袍，夹袍有的里衬棉絮，有的外加毛衣。与原来的旧式服装相比，据说旗袍最大的优点是更能御寒，加之旗袍的制作比旧式服装省料，其流行是很自然的。

    旗袍流行以后，它的袖口、开衩、领口、下摆日新月异地变化着，以旗袍长短的变迁最为频繁。自民国十五年起，旗袍自小腿处起，日渐缩短，至1930年，短到膝盖，到1936年，旗袍之长度，达至于顶点，近乎拖地。同时两面衩也开得高。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停留在膝盖的上下。至于袖子，在旗袍向下长的时候，袖子却日渐在缩短，到1938年，袖子缩到全部取消。当然冷天的旗袍仍以长袖为主。旗袍的领口，自盛行以来到1936年间，一直是站在高的趋势，所相差的，只是高的程度不同而已。此外，初期，旗袍的领口虽高，但仅有一档纽扣，而民国二十三四年间之领高，已达到顶点，纽扣亦自一档增至五档。

    为增加美感，旗袍的领口、袖口和下摆的滚边极尽点缀之能事，花式层出不穷，改革后的旗袍能尽显女性身材的婀娜之美，受到都市女性的喜爱。并传播到海外，得到美国、法国著名影星的大力追捧。又反过来促进了旗袍在国内的流行。

    旗袍的流行，对绸缎商家来说意味巨大的商机，惠罗百货公司、福利公司纷纷以进口西洋绸缎来招徕顾客。上海华商绸缎商老牌商家老九和、老介福等也不遗余力，推销国产绸缎，一般来说，西洋的绸缎制作工艺超过国产绸缎，穿着舒适，但国货绸缎的图案更符合上海女性的审美爱好，也有自己的市场。

    永安公司的匹头部，销售各类旗袍面料，有丝绸、呢绒等类，既有舶来品，也有国产货，舶来品以英国、法国为主，先后销售过加阔花旗条格冲维也纳绒、英国杂色棉纺绒、意大利鹰登旗袍花呢等。

花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变化，一是式样变，如旗袍下摆、袖口、领口长短高低之变，二是面料之变，新的面料层出不穷，三是花边之变。花边包括滚边及肩饰、胸花等，有的服饰如旗袍，没有滚边，便显得单调。花边不仅起着点缀时装，增加美感的作用，也是女性争奇斗艳、力求自我标识，与众不同的用心所在，为满足市场需求，华商四大公司均设花边部，还出现了专售花边的专业店，如绮华公司。

    据报道，花边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唐代即已使用花边，但中国花边多用手工编织，未能机械化生产，推广不易。1905年前后德国花边传入中国，一直以精致、图案丰富，走俏中国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花边业受到重创，其在中国的地位被法国、瑞士代替，民国四五年间，法、瑞两国每年都有巨量花边输入中国，华商受此影响，开始设厂生产，但品质远不能同舶来品竞争。

    20世纪20年代是舶来花边的全盛时代，每年流行不一样的花边，如1926年最时髦的花边“要推螺甸闪光边、珠边、雀毛边、最阔绣花边……此外，还有假钻边，颇有光芒，夜里跳舞衣用之，跳舞时与电光相炫耀，精光四射，非常可爱”。花边的使用也扩大到鞋面、围巾、手提包等。旗袍流行后，滚边的花边式样很多，为增加美感，女性在对旗袍的袖口下摆、领口滚边力求标新立异，为百货商店的花边生意提供了市场需求，永安公司的花边部是上海花边销售的大本营，公司经常采办最新奇的花边满足都市爱美族。1923年5月的一则报道称：“公司新由欧美办到各种丝光纱边，花样玲珑，颜色艳丽，又有各款丝纱衬裙边、通花绣花多种洋纱袖口边。”

    《爱“购”上海：南京路上老百货》

    作者：葛涛 / 宋钻友 / 石冬旭 

    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时间：2019.9

    定价：48.00元

    装帧：平装

    ISBN：9787208159334


    内容简介

    本书以“品牌”为主线，论述近代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对近代中国零售商业转型的革命性推动作用，以及在塑造近代上海、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新型都市文化、城市居民观念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影响。在传统中国的零售商业活动中，有着类似于近代品牌的所谓“字号”。然而前近代的“字号”与近代工商业的“品牌”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社会发展形态下的商业模式，以及围绕着这种商业模式的社会生活形态、文化模式、人们观念的转变等。要而言之，“品牌”身后的故事不仅多，而且意味深长。本书正文分为四章，即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各一章。

    作者简介

    葛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韩国国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近代上海史、声音传播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等。著有《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具像的历史——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等。

    宋钻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近代上海史，近代上海广东人群体等。著有《永安公司与上海都市消费 1918—1956》、《新新公司的前尘往事》。

    石冬旭，黑龙江大庆人，上海社科院科研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