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称作“魔都”，“摩登”一词风靡全市，市民的观念呈现昂扬向上的进取和开放。

    涌入南京路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可看到在西方世界流行不久的发型、时装、女式提包、鞋帽和佩饰。你可从拂面而过的熏风中，嗅到新近巴黎流行的香水气味。你还会发现，行走在南京路的女性个个顾盼自如，每个人似乎都力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同样是旗袍，面料不同，袖口长短不同，滚边不同。

    南京路不愧是上海财富的象征，时尚的象征。对于南京路的繁华、摩登，先施、永安公司作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没有先施、永安，没有四大公司，就没有南京路的盛名。永安公司因长期坚持以中高档商品销售为主，对南京路的繁盛、浮华影响尤大，凡西方市场流行的商品，永安大都聊备一格，以满足特殊人群，从1918年9月开张到1937年，永安公司成了那个年代摩登生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永安公司开业后，始终以提供市面适销商品为经营理念，采办的商品紧紧追踪都市生活时尚，在永安商场，顾客左顾右盼，触目所见的大都是散发现代气息的商品，它是观察摩登时代上海市民消费趣味的最好窗口。

    近代中国是急剧变迁的时期，其间的思想、制度文化、物质文化都经历了巨变，服饰也不例外。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西方影响的渗入，二是清朝的覆灭。在服饰上，前者的影响导致西式服饰在中国流行，西装被一些高等华人所崇尚、接受，后者的影响，造成延续数百年的中式服装或淘汰，或改制。上海在近代服饰巨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评论称：“自来转移伏思之权力者，前清则推京师，近日，实在上海。”

西服
    西服，一般指男性装束，女性的类似装束则区别为“女西服”。在西方，男装的正式晚礼服称作“燕尾服”，白天的正式礼服称作“晨服”。现代男性日常所穿着的西服源于一种名为“夫罗克（frok）”的外套。由于这种服装符合自然、理性、平等、自由的时代思潮，诞生后迅速流行，并随着殖民势力的全球扩张，开始西服东渐。鸦片战争后，西服随外国侨民一起传入上海，并随着在华势力的扩大，逐步流传。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中国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改良运动，改良派在要求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也提倡教育、风俗等一系列改革，“放足、剪辫、易服”成为风俗改良的重要内容。民国诞生，政府曾发布法令，重定服制，男子大礼服和常礼服，均采用西式服装，西服的传播在法律上得到保障。

    对西装的传播，上海洋服店起了一定作用。惠罗公司20世纪20年代初，从国外聘用两名西装裁缝驻店，按顾客要求，用本店的面料，缝制各式西装。其他外资百货公司泰兴、汇司、福利公司等也都出售西装面料或成衣。此外，上海的外资洋服店20世纪20年代曾多次举行西装时装表演，交流西装制作技艺，1927年，鸿翔时装店应邀参加这一从未向华商服装店开放的活动，所制西装以精湛手艺获奖，名声大噪。以后鸿翔还多次应邀参加，屡获好评。

    西装传播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上海红帮裁缝的脱颖而出。红帮裁缝，即宁波西装裁缝。成衣制作原系当地手工业之一，以此谋生者甚多，上海开埠后，宁波裁缝大批移居上海，巨大的西装市场，为宁波裁缝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自第一家红帮裁缝店开设之后，商人开设的西装制作店就迅速发展，1930年增至68家，20世纪40年代增至340家。不少红帮师傅前往日本等国学习西装制作技术，同时参以中国的服装缝制技术，逐步形成红帮制作特色，不断推陈出新。上海红帮裁缝的生产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西装的传播。

    永安公司设西装部专售男女西装服饰，如美国金叶牌衬衫、美国羊毛领带，英国开领衬衫、德国什色丝围巾，英、美国制皮大衣，毛衫有老牌四条厚绒衫裤、英国毛布连领衬衫、英国老牌灰色全羊毛衫裤、英国本牌女装色边白羊毛衫、英国马牌上等羊毛衫裤、英国飞轮牌羊毛衫裤。20世纪30年代，永安设立新装部，制售各类西装。

旗袍
    本系满族女性服装，清朝覆灭，旗袍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逐渐流行，最终成为举国接受的民族服装。在旗袍从满服到民族服装符号的变迁中，上海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旗袍什么时候在上海流行？一般没有准确的时间说明。实际上，旗袍流行的时间，可准确确定于1918年、1919年间。1920年5月《晶报》发表的丹翁《服妖》一文指出，鼓书艺人刘翠仙自来上海登台奏艺后，许多女性因喜爱刘之艺术，爱屋及乌，纷纷流行刘翠仙所穿之旗袍。后有读者指出，刘所穿非旗袍，乃男子长袍。但这位读者没有否认女子着袍1919年已经流行。又有人指出，在刘之前，1918年来沪的北方鼓书艺人小黑姑娘、英姑娘登台时，穿的也是长袍，据此可知，20世纪初，已有一段汉族女子将男子长袍误作旗袍流行的时期，直至流行广了，人们才知道长袍与旗袍的不同，满族旗袍一是不开衩，二是宽袖，男子长袍则是开衩的。但男袍被误作旗袍已约定俗成，女子着袍从此被称作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