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名、人名与书名——《基督山伯爵》

韩沪麟和我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合译《基督山伯爵》（他译前半部，我译后半部）。当时，我俩谁也没想到这个译本会成为印数高达六十多万册的畅销书。　　大仲马的这部小说，很早以前就有蒋学模先生的一个译本，书名先是叫《基度山恩仇记》，后来改为《基度山伯爵》。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好些同学都废寝忘食地看过这个译本。据说文革期间这本书仍在私下流传，由於书源的匮乏，甚至出现了手抄本。原著情节的曲折，蒋先生译笔的流畅，我想都是这部翻译小说如此风靡的重要原因。　　蒋先生的译本，是从英文译本转译的。这一点，从人名、地名的译法上仍可看出痕迹（尽管重版本已根据原著“作了订正”，见一九七八年版的译者后记）。Dantès，按法文读法，是不会念成邓蒂斯的（我们的译本译作唐泰斯）。其实，这个名字译成当代斯更为相似，可惜“当代”有明显的词义，用来译人名有些犯忌。Danglars，读音和唐格拉尔相近，跟“邓格拉司”则相去较远。至於末尾的s，为什麽念唐泰斯时发音，念唐格拉尔时不发音，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理由：法国人这麽念。　　想必也是受英文译本牵制的缘故，老译本中不时会有些微疵。“从前安顿公爵在一夜之间把整条大马路上的树木全部砍掉，因此惹恼了路易十四”，原意似为“当年德·昂坦公爵让人在一夜之间把有碍路易十四视线的整条小径两旁的树木全部砍光”（autrefois le duc d'Antinavait fait abattre en une nuit une alléed'arbres qui gênait le regard de Louis XIV），其中的德·昂坦公爵是深得路易十四宠信的宫廷总管。“（车房里）有一箱箱编号的马车零件，看来像是至少已在那儿安放了五十年”，恐怕应为“（车库里）一溜儿排开的编好号的豪华车辆，倒像已经在那儿停了五十年似的”（leséquipages,numérotés et casés,semblaient installés depois cinquante ans）。“他喜欢人类的造福者所赠送给他的褒奖，而不喜欢人类的破坏者所赠送的报偿”，当是“他喜欢的是给人类造福者的褒奖，而不是给人类毁灭者的犒赏”（il aime mieux les récompenses accordées aux bienfateurs de l'humanitéque celles accordées aux destructeurs des hommes）。“且把共和国作为一个教师”，当是“请把共和国作为您的支柱”（prenez la République pour tuteur），等等。　　小说一开头写驶抵马赛港的法老号，老译本作“船又是在佛喜船坞里建造装配的，”新译本作“这样一条在弗凯亚人的古城的造船厂建造和装备的船，”并加注说明：“弗凯亚是小亚细亚的一座古城。公元前六世纪，弗凯亚人在地中海沿岸创建马赛城。故此处弗凯亚人的古城即指马赛。”看起来是罗嗦了不少，但不这样，似颇难跟原作保持一致——大仲马毕竟是自视甚高的作家，他的旁徵博引也并非空穴来风。　　《基度山伯爵》的书名要不要改，是个更大的问题。对一个流传已久的书名，沿用也好，更改也好，都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译本序中记录了我们当时的想法和心情：我们把书名改译为《基督山伯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原书名中的Monte－Cristo，本来是意大利的一座位于厄尔巴岛西南四十公里处的多山小岛的名称，它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是“基督山”。其次，综观全书，主人公唐泰斯是靠了基督山岛上的宝藏才得以实现他报恩复仇的夙愿的，他在越狱后用这个岛名作为自己的名字，也正隐含了基督假他之手在人间扬善惩恶的意思。因此，我们斟酌再三，最后还是把译名定为《基督山的伯爵》。　　新译本出来后，我专程去拜访蒋先生。一个至今难忘的印象是蒋先生声若洪钟，非常健谈。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蒋学模随复旦大学部分师生滞留重庆，一时无法返沪。“海路，阔佬们用金条买通关节，空路由军统控制，陆路要先乘汽车翻越秦岭到宝鸡，然后坐陇海线，海陆空三路都无法成行，只好留在重庆。”留在重庆的这一年里，年轻的蒋先生无须教课，就在风景如画的嘉陵江畔着手翻译《基度山恩仇记》。他据Everyman's Library版的英译本，平均每天译两千多字，历时一年，译得七十五万字。随后，他乘坐复旦校方包租的一架飞机回到上海，半年后译毕全书。　　蒋学模说，他原先藏有三套全新的《基度山恩仇记》的初版译本，准备将来有一天留给三个儿子。文革抄家时家里的藏书全遭劫难，文革过后发还抄家物资，只还了一套初版本，还是旧书。书在文革中的命运，是读书人命运的缩影，想来确实让人不胜感慨。但我暗中称奇的是，蒋学模以经济学家名重天下，可他打算给孩子留作纪念的，居然不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煌煌巨作（他半开玩笑地说，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印数巨大，若是在美国，他早就是百万富翁了），而是青年时代翻译的这部小说。我拿着蒋学模送我的那本《什么是社会主义？》辞别出来以后，蒋学模的那番话还久久萦徊在耳边。

韩沪麟和我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合译《基督山伯爵》（他译前半部，我译后半部）。当时，我俩谁也没想到这个译本会成为印数高达六十多万册的畅销书。

　　大仲马的这部小说，很早以前就有蒋学模先生的一个译本，书名先是叫《基度山恩仇记》，后来改为《基度山伯爵》。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好些同学都废寝忘食地看过这个译本。据说文革期间这本书仍在私下流传，由於书源的匮乏，甚至出现了手抄本。原著情节的曲折，蒋先生译笔的流畅，我想都是这部翻译小说如此风靡的重要原因。

　　蒋先生的译本，是从英文译本转译的。这一点，从人名、地名的译法上仍可看出痕迹（尽管重版本已根据原著“作了订正”，见一九七八年版的译者后记）。Dantès，按法文读法，是不会念成邓蒂斯的（我们的译本译作唐泰斯）。其实，这个名字译成当代斯更为相似，可惜“当代”有明显的词义，用来译人名有些犯忌。Danglars，读音和唐格拉尔相近，跟“邓格拉司”则相去较远。至於末尾的s，为什麽念唐泰斯时发音，念唐格拉尔时不发音，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理由：法国人这麽念。

　　想必也是受英文译本牵制的缘故，老译本中不时会有些微疵。“从前安顿公爵在一夜之间把整条大马路上的树木全部砍掉，因此惹恼了路易十四”，原意似为“当年德·昂坦公爵让人在一夜之间把有碍路易十四视线的整条小径两旁的树木全部砍光”（autrefois le duc d'Antinavait fait abattre en une nuit une alléed'arbres qui gênait le regard de Louis XIV），其中的德·昂坦公爵是深得路易十四宠信的宫廷总管。“（车房里）有一箱箱编号的马车零件，看来像是至少已在那儿安放了五十年”，恐怕应为“（车库里）一溜儿排开的编好号的豪华车辆，倒像已经在那儿停了五十年似的”（leséquipages,numérotés et casés,semblaient installés depois cinquante ans）。“他喜欢人类的造福者所赠送给他的褒奖，而不喜欢人类的破坏者所赠送的报偿”，当是“他喜欢的是给人类造福者的褒奖，而不是给人类毁灭者的犒赏”（il aime mieux les récompenses accordées aux bienfateurs de l'humanitéque celles accordées aux destructeurs des hommes）。“且把共和国作为一个教师”，当是“请把共和国作为您的支柱”（prenez la République pour tuteur），等等。

　　小说一开头写驶抵马赛港的法老号，老译本作“船又是在佛喜船坞里建造装配的，”新译本作“这样一条在弗凯亚人的古城的造船厂建造和装备的船，”并加注说明：“弗凯亚是小亚细亚的一座古城。公元前六世纪，弗凯亚人在地中海沿岸创建马赛城。故此处弗凯亚人的古城即指马赛。”看起来是罗嗦了不少，但不这样，似颇难跟原作保持一致——大仲马毕竟是自视甚高的作家，他的旁徵博引也并非空穴来风。

　　《基度山伯爵》的书名要不要改，是个更大的问题。对一个流传已久的书名，沿用也好，更改也好，都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译本序中记录了我们当时的想法和心情：我们把书名改译为《基督山伯爵》，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原书名中的Monte－Cristo，本来是意大利的一座位于厄尔巴岛西南四十公里处的多山小岛的名称，它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是“基督山”。其次，综观全书，主人公唐泰斯是靠了基督山岛上的宝藏才得以实现他报恩复仇的夙愿的，他在越狱后用这个岛名作为自己的名字，也正隐含了基督假他之手在人间扬善惩恶的意思。因此，我们斟酌再三，最后还是把译名定为《基督山的伯爵》。

　　新译本出来后，我专程去拜访蒋先生。一个至今难忘的印象是蒋先生声若洪钟，非常健谈。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蒋学模随复旦大学部分师生滞留重庆，一时无法返沪。“海路，阔佬们用金条买通关节，空路由军统控制，陆路要先乘汽车翻越秦岭到宝鸡，然后坐陇海线，海陆空三路都无法成行，只好留在重庆。”留在重庆的这一年里，年轻的蒋先生无须教课，就在风景如画的嘉陵江畔着手翻译《基度山恩仇记》。他据Everyman's Library版的英译本，平均每天译两千多字，历时一年，译得七十五万字。随后，他乘坐复旦校方包租的一架飞机回到上海，半年后译毕全书。

　　蒋学模说，他原先藏有三套全新的《基度山恩仇记》的初版译本，准备将来有一天留给三个儿子。文革抄家时家里的藏书全遭劫难，文革过后发还抄家物资，只还了一套初版本，还是旧书。书在文革中的命运，是读书人命运的缩影，想来确实让人不胜感慨。但我暗中称奇的是，蒋学模以经济学家名重天下，可他打算给孩子留作纪念的，居然不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煌煌巨作（他半开玩笑地说，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印数巨大，若是在美国，他早就是百万富翁了），而是青年时代翻译的这部小说。我拿着蒋学模送我的那本《什么是社会主义？》辞别出来以后，蒋学模的那番话还久久萦徊在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