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巴黎、柏林和罗马是欧共体会议室里面最大的巨头，也是“七国集团”中仅有的欧陆国家，但它们远远不能代表或代言冷战结束后作为整体的西欧。对于遗漏英国这一点，我并不感到遗憾，自撒切尔下台之后，它的历史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在本书中，我原本很想介绍西班牙，它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平静，但却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忽略这一地区那些较小的国家则又是我的另外一大遗憾，因为我从不相信面积较小就意味着不受关注，我也从未忽略爱尔兰——它是我主要成长之地。如果说区域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时间——造成了这些无奈之举的话，那么，学识自然会成为全面描写欧盟这个层面之下具体国家的更大的障碍。谁能够指望足以胜任或者均衡地描绘欧盟全部２７个成员国呢？就东欧来讲，这个问题更加棘手，东欧国家的语言的使用范围没有那么广，其国家事务也较少地被记载下来，这些国家更加紧密地连成一片，因而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存在着更强的武断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体上会忽视这些国家。相反，这些国家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加入欧盟等方面的行动，都造就了一大批关于它们的著作。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无可争议地被视为欧盟的一大成果。

　　目前，欧盟的扩张已远远超越上述范围，我们最好往东看得更远一些，将目光投向现在欧盟的最外边界及其未来在亚洲的扩张地区。因此，本书的第三部分将关注2004年加入欧盟的塞浦路斯和2002年成为候选国的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规模相差很大，却交织在一起：一个是人口不足百万人的小国，另一个国家的人口则超过七千万人，并且很快将超过德国，成为欧盟成员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欧盟扩张议程中最具爆炸性的一项，那么，土耳其的候选国资格则是欧盟未来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在将“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地区纳入欧盟时，也遇到了同样大的挑战。但是，公众对这项挑战的确切实质所知更少。其原因并不难发现。整合前共产主义区域并没有扰乱西欧的主导理念，事实上，从总体上看，历史的真相对人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相比之下，塞浦路斯的命运和土耳其的影响力向欧洲的“良知”提出了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来自官方和媒体的礼貌性观点压制了下去。至于这些问题到底棘手到什么程度，我们将在下面给出答案。从历史角度而言，新的东方问题对欧盟自身形象的影响类似于旧东方问题对大国协调上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我采用了比本书第二部分更长的时间跨度，并且更加严密地集中在所涉及的两种社会的政治史层面。对于西欧三大国近期基本背景的介绍一般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是20世纪问世的著述中众多为人们所熟悉的章节。但是这并不符合塞浦路斯或者土耳其的情况，我们需要对两国发展到如今状况的历程进行更多的重构。我们对此无需感到惊讶，亦无需作任何评论；而当我们以较短的时间跨度与更广的关注范围相结合去论述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时，这才是更值得怀疑的。考虑到记载的缺乏和视角的局限，所有的当代史都算不上真正的历史。任何想要近距离记录现代社会的尝试，都难免是危险的。法兰西传统所谴责的“本质切割”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感觉的确存在着这一危险。这种危险性和更普通的无知或误判所隐含的简单化或者谬误最终将得到他人的修正。尽管这些论文的撰写时间超过了十年，但是构成连续性章节的那些文章完成于十年间各个关键性的时刻，并且都带有其时代烙印。我更想让这些论文成为时代的见证和对时代的思考，因此在修订它们的时候较少作改动。每篇论文的开头都注明写作时间。

　　书中所讨论的那一时期的统一性为本书设定了参数，它是新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带来的统一性。从历史上看，这可以用政权制度的两个重大改变来界定。第一个改变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是随着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金融市场放松国际管制以及工业私有化和紧随其后的服务业私有化的到来而出现的。第二个改变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它见证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解体、崩溃，接着就是因此而造成的第一次东扩。在这种双重漩涡下，欧盟模式发生了变化，各个成员国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些压力如何在超国家和国家两个层面释放，以及它们促使何种国内外政策的出台，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目前，新自由主义体系正面临危机。通常的观点（甚至包括许多它以往的拥护者）认为，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全球陷入衰退，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如果目前的危机得以缓和或者当这种危机缓和之时，该体系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被修改，或者将被何种体系取代，仍有待进一步观察。除了“法国”一章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其他部分均写于美国金融市场崩溃之前。除了提及危机的爆发外，我并未对这些内容进行修改以论述其已经产生或即将产生的影响，而是在本书结论反思部分，亦即回顾更为宏观意义上过去与现在的欧洲理念之时，我将对此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