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欧盟成员国，英国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更多的疑欧派。当然，我并不同意他们批评欧盟的观点。1972年，作为专刊，《新左派评论》杂志发表了由汤姆·奈恩撰写的长文《左翼反对欧洲联合？》，我当时正担任该杂志的编辑。那时，不仅英国工党，而且绝大多数左翼社会党党员都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EEC），不久前英国加入“欧共体”的议案刚刚由保守党政府议会投票通过。奈恩的论文不仅反对这种高度一致的共识，甚至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它仍旧是左翼阵营中支持欧洲整合的最有力的唯一论据——如今，齐聚于镶嵌有金星蓝色旗帜下的官方政党、社会民主党、后共产党（主义）或者绿党中没有任何言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21纪初期的欧盟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共同体，但是，我对于其创建者的钦佩之情仍未减退。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在历史上并无先例，自欧共体诞生以来始终持续散发着熠熠光辉。

　　欧洲的思想体系围绕着业已改变的现实已逐渐成熟，这是另一回事。尽管欧盟越来越难以赢得公民的信任，同时也越来越公开地轻视民意，然而，欧洲精英们及其宣传者的自满情绪使现在的欧盟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可以算作典范。这一趋势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无人知晓。为了控制这种趋势，必须摒弃许多幻想，其中包括大部分现代思想建立于其上的一种信念，亦即：大西洋区域内欧洲要比美国体现出更高级的价值观，并且在世界上扮演着更加鼓舞人心的角色。考虑到（从有利于美国的角度）美国与欧洲有多少令人称羡的相似之处以及（从有损于欧洲的角度）两者有多少令人厌恶的相似之处，这一信条可被抛弃。对欧洲人而言，后一种批评更有必要。欧洲与美国的差异，以及欧洲的自治权，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小。没有什么比欧盟研究领域本身更能生动地阐明美国和欧洲目前的关系，第一部分“联盟”的第三篇论文就是用来论述这一点的。

　　总而言之，这一研究领域造就了一种充满高度专业化文论的闭塞环境，不与任何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相接。在欧洲，这一研究领域导致了包括专业论文、研究报告和咨询公司在内的巨大产业的形成——它主要由布鲁塞尔提供经费，即便布鲁塞尔没有控制这一领域的“高地”，那么它也占据了“高地”下面延伸的“平原”。通过这一产业，欧洲各国之间交流的密集程度可谓史无前例，而且这些交流和许多其他内容，包括从历史学和经济学到法学和社会学等与其相关联学科的会议、工作坊、座谈会、讲座，奠定了能够跨越国界进行生动讨论的智能社区所需要的基础。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与学术界的弊端有关：学术面向的只是圈内的专业领域，而非同时面向外部更为广阔的文化环境。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在这一总结方面体现了明显具有政治性质的领域缺乏可带来生机的政治分歧的状况。在此说“单一思想”可能会有失公允：它更像是那种盖棺定论的“从众观念”。媒体几乎发挥不了哪怕是一点点平衡作用，较之那些政府职能部门及智库，专栏和社论坚持的因循守旧式传统欧洲思想观念更加明显。

　　这种一致性从众的结果之一是，它阻碍了欧洲任何真正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而所有人一旦对什么是可期待的事务、什么是不可期望的事务——参见随后连续发生的公投——事先达成共识，那么，对其他国家生活和思想状况的好奇心便荡然无存了。在此，如果别处所言所撰的内容的所有基本方面仅仅是重复此处已有的内容，那么读者为何还要对它感兴趣呢？在此意义上，人们很有可能认为，今日欧盟的各回音室不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那么有欧洲味。现如今早已没有多少像索莱尔和克罗齐之间的通信，拉尔博和乔伊斯的合作，艾略特、库尔提乌斯和曼海姆之间的争论以及奥尔特加和胡塞尔之间的论争这类文化气象，更不用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期的各种激烈的论战了。那时，知识分子们组成了规模较小的、组织松散的团体，这类团体更深层的根基在于其共同的人道主义文化。民主化使这种文化得以传播，并且向这一社会领域输送了大批人才。然而，不管民主化在其他方面的成果如何——显然成果丰硕——迄今为止，它并没有在欧洲联盟里造就多少学术成果。笔者希望本书能对此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