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就超越传统和时势而言，我们倒可以发现二人的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一种世界文明的眼光。在世纪之交的那一代知识分子里，这二人的突出之处是都没有丝毫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严复渴望中国富强，但明确地把文明的价值置于富强之上，在他看来，民族的保存虽是迫切的任务，但首先要使自己的民族配得上被保存。他所说的文明，重点是国民素质，即民智和民德。王国维和严复都看重精神文明，也都为中国在这方面的落后痛心疾首，但强调的重点不同。严复强调国民素质，他的眼光是空间性的，看到的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中国国民素质的落后。王国维强调精神文化的创造，他的眼光是时间性的，看到的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中国精神创造的落后。然而，能够跳出本民族的局限看世界，用精神文明的尺度衡量本民族所处的水准，则是二人相同的地方。正因为此，针对当时学界热衷的中西新旧之争，二人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回应，皆强调学无中西新旧，以求真为目的，而真理乃人类之所同。中西文化之争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至今未息，尤有必要重温两位先贤的卓见。用世界文明的眼光看中国，用人类共同真理的眼光看中国文化传统，实在是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大前提，否则的话，讨论永远只能原地踏步，停留在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打架的低水平上。

　　一个多世纪前，严复引进英国哲学，试图让国人接受为法治社会奠基的自由主义，王国维引进德国哲学，试图让国人接受为人生寻求和建立信仰的形而上学，由于传统的阻挠或束缚，时代或个人的限制，他们的努力基本上失败了。中国今天处在转型时期，最需要也最缺失的东西正是法治和信仰。王国维和严复是先驱者，我们今天仍然走在他们开辟的道路上，但愿我们能够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