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使女的故事》出版之时，阿特伍德曾说，对于英国评论家来说，这部小说是“愉快的幻想”；对于加拿大人来说，读这部小说则会给他们带来“切实的焦虑”（他们或许会想“这种事情会在加拿大发生么？”）而换做美国读者，他们则只会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阿特伍德叹气说，“对于文化风气的改变来说，进步或是退步都不需要很久。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表态显然就是很严重的退步。但目前他又飞速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更像是个‘厌女症’。这或许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得势造成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他现在的表现跟十七世纪发生的猎巫运动非常相似。”

    “你能理解特朗普的横空出世么？”我问到。阿特伍德则回答说“特朗普的出现让那些最为脾气暴躁的人得以发声，他们嚷嚷着‘为什么我不能按照我希望的那样做事？为什么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其他人不准我为所欲为，其他人有比我更好的东西，我想把他们的好东西抢过来占为己有。’但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把这种情绪利用了起来，发出来一些骇人听闻的言论。”此外，阿特伍德还提到了特朗普在第一场电视辩论时抱怨自己麦克风故障的事情：“真是不堪入目。”

    “我这样告诉你吧，”她继续说道，“即使按照男人的标准来看，希拉里?克林顿要比特朗普好得多。她有着很多传统的男性美德，也习惯以男性的风度来待人。那些精英男士会告诉你他们对特朗普的看法：‘特朗普看起来像是没上过学，因为他老是仗势欺人，如果大家都不支持他的话，他则会开始哭哭啼啼。’”

    对于希拉里·克林顿的选举，阿特伍德的态度则温和许多：“她表现得更像是在正常地参与竞选。特朗普在每件事情上都可以发表十种不同的看法，你根本没法儿知道他对于某件事情究竟是怎样的观点。他会根据听众的反应，舆论的回馈来选择自己的立场。特朗普就像是一个粗鲁的混混（mob），如果你触到他的痛处，他就会尖叫，鬼喊。”

    “这看起来就像是塞勒姆审巫案，”阿特伍德将话题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她随即提起阿瑟·米勒在《熔炉》（The Crucible）里塑造的悲剧性的女性角色护士瑞贝卡，她不愿意自认作女巫，最终被绞刑而死；她也提到了塞勒姆审巫案的受害者吉勒斯·科尔利），他由于不愿意在审判中为自己辩护说“自己被逼迫”的，最终被大石头压迫肺部致死。他的牺牲让自己家庭的财产得以被继承，而不是被没收。

    然而，根据人们多年来对17世纪马萨诸塞州法律史的研究，这样的事件与特朗普今日的状况仍然不同。“塞勒姆审巫案至少有尊严可言，”阿特伍德把话题转回了特朗普身上，“这场审判至少是一次有规矩的审判。”阿特伍德找到了一个更确切的例子，电影《猎人之夜》：“罗伯特·米彻姆主演，查尔斯·劳顿导演。一个好片子。在片子结尾，人们抓住了骗子，这个杀死女人、监禁小孩并试图把他们也杀了的恶徒。那个恶徒被带到了一个手持霰弹枪的老太太面前，老太太将他送入监狱，而监狱之外的人们想要将他扼死。那些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淳朴的村民——现在却叫嚣着想要见血。这与现在的状况更契合一些。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在集会上大吼大叫说‘烧死她！把她关起来！’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与希拉里公平决斗——但要是你真让他们在日常生活里表现得像这样的话，大家只会认为他们是想要把人掐死的暴徒。”

    我们再度转换了话题，谈到她在“疯癫亚当”三部曲中描绘的场景：网络世界充斥着漏洞，人与猪交媾，自然环境被极大破坏，人群中诞生了‘石油崇拜’，大公司彻底主导国家的运转。我提问道：“反托邦小说对于社会有意义么？它们能够警醒读者么？”“当然。”阿特伍德回答说，“不过这更像是未雨绸缪而非‘防灾指南’。所有的反托邦小说都会让读者囤积罐头食品，并准备好武器。”我些许调侃地问道：“你在多伦多的家中有罐头食品或是武器么？”“我已经老过头了。”她回答说，“我大概是没法儿活过一次丧尸危机的。”

    我们同样谈到了最近文学界的新闻。前段时间，一名意大利调查记者宣称自己得知了畅销书作家埃琳娜·费伦特（Elena Ferrante）的真实身份——他表示这其实是一位翻译家的假名。“她可能在制造一个假身份的路上走得太远了。这样的做法有点像是对外界叫嚣说‘快把我曝光出去’，”阿特伍德说道，“但她这么做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我也不认为用假名写作有任何问题。她只是按照自己所想的方法行事而已。使用假名的策略并没有什么问题——虽然从此之后，人们会不可避免地以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她的作品——但她写的书还是好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