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我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访谈进行到最后，正要互相道别之时，一条信息跳到了我手机的屏幕之上。“噢！”我惊讶地说，“鲍勃迪伦拿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她正好在准备拍照，并打算往自己硬朗的卷发上戴上一顶灰色的毛毡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她惊讶地瞪着我，嘴巴张开，双目圆睁——蓝色的瞳孔闪烁着，让我想起了巴塔哥尼亚的冰川。

    “为什么？”她说完，屏住气息，想尽力避开“什么”这个词时过于夸张的表现导致的失态。

    如果问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本人会不会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日的早晨检查自己的电话，查看有没有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被漏接。她的回答是当然不会。2013年，她的加拿大同胞爱丽丝·门罗获得了诺奖，随即，阿特伍德撰文称赞爱丽丝门罗的高超技巧……同为加拿大人，即使还有拿诺奖的机会，那也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

1972年的玛格丽特 图片来源：Ron Bull/Toronto Star via Getty Images
    我们在不列颠图书馆继续聊了很久，而在那天晚些时候，这位女文豪获颁了另一个奖项：英国笔会品特奖（the English PEN Pinter prize）。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笔会品特讲上的演说名为“关于权利的即兴演说”。在演说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运用了她自己作品，包括1985年的《使女的故事》（Handmaid’s Tale）以及近年来的“疯癫亚当”（MaddAddam trilogy）三部曲中的敌托邦意象。

    首先是美国“神权政治”形象的转变：在某个国家总统遭遇暗杀，政局陷入危机之后，女性一度沦为了生育工具，主流舆论将其归结于“伊斯兰恐怖分子”；演讲的第二个主题则是日益枯竭的地球资源相关，而阿特伍德认为，这种状况会最终导致文明的混乱。“军阀和投机者将会登上大位，一些人会忘记‘众生平等’，敌人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少数群体被诋毁，被迫害以及‘非人性化’，而人们的权利只是一纸空文。”她表示这样的未来近在咫尺，“这些就发生在我们如今生活的地方。”

    如果你阅读过《使女的故事》，你一定会发现故事中的一些事情能很好地与现实世界对应起来。看看唐纳德·特朗普对女性的态度，再看看和特朗普之间阳奉阴违的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的说法，甚至看看那些“反特朗普”共和党人——譬如说罗姆尼——对于特朗普的看法：前者愤怒地宣称特朗普“侮辱了我们的妻子和女儿”。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身处《使女的故事》里描述的世界。

    当我提到这点之时，阿特伍德回答说“确实有类似之处。”她表示说，她写作中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细节，“如果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悬挂着绞索的话，那么就没有人有罪——这就是英史的写作范式。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强迫国内所有女性生育，他称之为‘生育义务’；而在美国奴隶制时期，教一个奴隶识字算术甚至是违法的。另一个例子则是‘禁止奢侈法案’（sumptuary laws），它规定了何种人能穿何种衣服：谁能穿哪种衣服，谁必须穿哪种衣服，哪些人必须把自己身体的某部分盖住——这样看起来有些荒谬的规定在人类历史中占据了非常长的一段时期。”

    另外阿特伍德在访谈中引用了美国最为精确的选举预言专家内特?席尔夫（Nate Silver，不过他并未正确预测特朗普的行动，他认为特朗普不会赢得初选）在他个人网站fivethirtyeight.com里面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席尔夫选取了两张地图。其中一张显示了在只有男性选民参与投票的情况下选举的情况：几乎全是红色（即投票给共和党）；而另一张泽显示了只有女性选民投票的情况下的选情：几乎全是蓝色（即投票给民主党）。

    “这一现实在推特上催生了一种标签，”阿特伍德说道，“这个标签叫做‘废除第十九条’（#Repealthe19th）。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授予了女性投票的权利。正因如此，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希望从女性手中收回投票权。这时候，你可以很自然地想到《使女的故事》里的情节。

    阿特伍德关于女性主义的谈话以铿锵有力的总结而结束：“女性主义的第一波浪潮有关投票权，第二波浪潮则与女性身体的呈现有关。现在的浪潮则关乎暴力，强奸以及死亡：我们已经触及到了女性主义思想将要面临的核心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月早些时候，阿特伍德曾在伦敦南岸文学节（Southbank literature festival）上进行了关于“女性在网上遭到赛博霸凌”的谈话。

    “我们现在究竟生活在第几世纪？”在那次谈话中，她发问之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显然，我们活在十二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