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瓦尔特·本雅明的一生，多少有那么一点传奇色彩。本雅明那小小的传奇性也吊足了我的胃口，以至于产生一种朴素的景仰之情。
    在中国，我至今还没看到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本雅明传记--除了那些各式各样的研究文章和前言后记--但是被很多人视为自传的《柏林纪事》已经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为此高兴不已，而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这本《本雅明：破坏·收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走近本雅明。
    在这本书里，作者三岛宪一自称，“会尽量把本雅明的思考置于时代之中来描写，”只是在“后半部因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以他个人为线索则另当别论……”，翻阅整本书，三岛宪一所描写的本雅明私人生活只占很小的部分，更多的部分结合本雅明的思想体系来论叙。比如，文中提了一句，本雅明与一名美男子同伴的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这种本来可以在消闲读物中大做文章的部分，只是被作者当作论述某个观点时的素材一笔带过。
    在童年到青年时代，本雅明就表现出一种走出“黑房子”（本雅明论述卡夫卡使用的词语）的意愿，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逃避。本雅明研究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运用“机械”、“无产者”等词语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波德莱尔式的“破坏”、“拾垃圾者”。1930年，为了追求苏联女演员阿丝娅·拉西斯和撰写游记换取皑纸稿费，本雅明跑到苏联去，后人联系安德列·纪德和罗曼·罗兰，对本雅明这种”鄙陋“的用心耻笑不已。关于爱情，本雅明似乎印证了普鲁斯特对于爱情的描述：生活中充满了这种爱恋者永远可以指望的奇迹。”爱恋者“的”奇迹“其实是不能指望的。
    “……何况，在生活中，在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况中，凡涉及爱情的事最好不必试图解释，因为它们时而严峻无情，时而出人意料，仿佛遵循着神奇的法则，而非理性的法则。……情人们往往必须与障碍搏斗，他们那由于痛苦而变得极度兴奋的想象力猜测障碍在哪里，而障碍有时仅仅在于他们无法使之回心转意的女人身上的某个特殊个性，在于她的愚蠢，在于他们所不认识的某些人对她所施加的影响或她所感到的恐惧，在于她暂时对生活所要求的乐趣，而这种乐趣是情人本人或情人的财富所无法给予的。”（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本雅明向往爱情，但是越是试图去获得，爱情离他越远。无论是朵拉、阿丝娅·拉西斯或者是更为神秘的尤拉·孔，最后本雅明与她们都只能在梦中相爱。

二    那种距离感在本雅明的生命中永远也不能消除，它就像一个影子一样，伴随了本雅明的一生。本雅明和普鲁斯特，他们两个人简直有着神秘意义上的相似，用博尔赫斯观念中的一个人和他在公园中遇见的”另一个人“来形容本雅明在文字中发现了普鲁斯特再好不过。本雅明在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同时写了《普鲁斯特的形象》一文。作为批评，有一个前提条件，绝对不能把评论对象当作一个神话意义上的人物来书写，拔高或者贬低说到头是一种扭曲，一种非真实。在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中的普鲁斯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写作者，除了文学其他都不值一提。
    “我们知道，在他的作品里，普鲁斯特并非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绘生活，而是把它作为经历过它的人的回忆描绘出来。”这是一种“非意愿记忆”，并不是你想回忆，所有的场景都会重现。在普鲁斯特那里，他还需要一块玛德莱娜糕点，在本雅明那里，则是一只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的一只蝴蝶：
    “长期沉默着的单词，放射出神秘的光芒。在因蝶舞而充实起来的大气中跳动着‘布劳豪斯堡'这个单词。在波茨坦郊外的布劳豪斯堡，有我们夏季居住的家。”
    瓦尔特·本雅明经常在波茨坦郊外捕捉蝴蝶，可他的经验中自己却怎么也抓不住蝴蝶，在靠近的一瞬间就让它飞走了。“如果自己能变成光、风，不知不觉地靠近猎物就好了。”我们可以把那种猎物看成本雅明最初的回忆，那里有他的家庭，资产阶级式的，与普鲁斯特同样有着良好的家境。每个人从小都抓过蝴蝶，那种在低空中飞翔的动物。在我的观念中，它还是不洁的象征，当人的手碰到翅膀的时候，总会沾上一点蝶粉。在它飞翔的时候，抓住它们有那么一点难度。可当它们停留在一朵花上，一片叶子上，抓住它就方便多了。蝴蝶的寿命不长，在诗歌中，因此经常被用为转瞬即逝的同义词：你仿佛永远也抓不住一些实质的东西……
    他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表达明晰，像海明威那样有利地抓住某项要谈论的事物。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到处充满了暧昧的场景，说回忆是构成小说的外在因素，还不如说它本身就是小说：它不用写下来，就已经存在于大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