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鬼簿》上卷分“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方今名公”、“甫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三类。这三类名公才人之情形，乃其友陆仲良从“克斋吴公”处辗转所得，故未尽其详。下卷分“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曲】吊之”、“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四类。这上下两卷书大体依据时代之先后加以排列，一共记述了152位元杂剧及散曲作家的基本J隋况，同时也记录了400余种剧目。 

    我很欣赏钟嗣成的“不死之鬼”说。在他看来，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则？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册者，日月炳焕，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是则虽鬼而不鬼者也。 

    不死之鬼，是为不朽之神或日永恒之圣。在钟氏的神圣谱系中，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剧作家，那些高才博识、俱有可录梨园才人，都值得传其本末，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吊以乐章，使之名垂青史、彪炳千秋、泽及后世。 

    因此，写作《录鬼簿》更为重要而直接的意义，还在于对于后学的直接指导和充分激励。“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日《录鬼簿》。”惟其如此，则杂剧戏文创作之道，才可能被一代代年轻的才人们所自觉自愿地衣钵相传、推陈出新、生生不已，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 

    元杂剧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需要有人进行认真的归纳和总结。从此意义上言，钟嗣成在中国的地位，因为其成书于至顺元年(1330)的《录鬼簿》之横空出世，甚至可以与西方的大学问家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诗学》等书相提并论。 

    …… 

    从1917年开始，吴梅先生在北大开辟了戏曲教学的先例。在他的指导、启发和参与下，由上海的实业家穆藕初赞助，昆剧传习所在苏州正式开班，培养了承前启后的”传“字辈演员。设非如此，兰苑遗音、古典仙音险些做广陵散，斯人去矣，芳踪难寻。至于北昆的韩世昌、白云生等人，也都是正式拜过吴梅先生的嫡传徒弟。这些人，这些事，不可不写，不可不传。
 
    京剧，至今被公认为中国戏曲最具备代表性的剧种，海内外的不少人索性将其称之为国剧，也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京剧表演艺术家流派纷呈、各称其盛，具备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世界各国都具备较高的知名度。这些角儿，这些流派，不可不述，不可不歌。 

    因此，昆曲类传记中，首先推出的是近代戏曲学术大师吴梅、昆曲表演大师俞振飞和素负盛名的昆剧”传“字辈老艺人；京剧类传记中，梅、尚、程、苟四大名旦的传记当然也会名列前茅。王卫民、唐葆祥和李伶伶等戏曲传记方家首先给了我们莫大的支持，在此要致以衷心感谢。 

    细心的读者很快将会发现，在本套丛书中，既有众所公认的戏曲界名家大师，也有还正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年方盛年的代表人物。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日传，为树碑立传，一般说盖棺才能论定，而中年才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缘何仓促为之立传？ 

    此问有理，但又不全正确。须知任何一时代较有影响的人物，首先是被同时代的人们所热爱。举例说来，于魁智、李胜素和张火丁等人都还处在发展前进的艺术路上，可是他们也确实拥有大量的观众群。那些忠实的粉丝们，迫切需要知道他们心中偶像的更多情况。那么，为同时代的戏曲界偶像树碑立传，实属必要。再比方今天我们的诸多梅兰芳传记，实际上更多的具备历史文献的意义，因为现在的观众再也无缘得睹梅大师演出的现场风采了。 

    更有甚者，我们与《中国京剧》的朋友们总是在计划某月某日去采访某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可是当我们如期去实地采访时，常常会发现老人家年事已高，对于昔日的风采与精彩的艺术，已经很难清楚地加以表述了。英雄暮年，情何以堪？ 

    至于有时候看到讣告上的名家，原本已经列入我们要拜访的日程表上，但是拜访者尚未成行，受访者却已经远行，远行到另外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中去也！天壤永隔，沟通万难，那就更属于永远的遗憾了。 

    有鉴于此，我们提倡两次写传法或日多次写传法。此次先写名家的壮年时期，未来再补足传主的晚年事迹，这样的传记也许更加齐备可靠一些。必要年老而可写，若等盖棺而论定，却使后人对前辈艺术家知之甚少、叙之渺渺，称之信史，恐难采信。 

    评传的生命力所在，正在于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演示一出出人生的大戏。但是如何讲好故事，怎样把故事讲得精彩动人，令人读后余香满口、味道袭人，实属不易。《史通》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