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一派——杨宝森》前言节选

    在宇宙的浩瀚星空中,我们人类所居住的地球,无疑是最有灵性的星座之一。

    人类作为地球星座上的主人,其源远流长的创造与发展变化的历史,主要由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所代表,由各色各样的奋斗历程所体现。

    在美丽地球的东方世界,在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大家们,一向以对各式各类人物事迹的记述与描摹作为己任。我国的人物传记体裁丰富多样,大约可以分为纪传(皇家大事记)、文传(文学化传记)、史传(历史家所写人物传记)、志传(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本地人物传记)这四大类别。四类传记彼此发明、互为补充,构成了中国传记文化的多元谱系。

    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专业化分工,到《左传》、《国语》、《战国策》式的整体氛围感的描述,最后由司马迁振臂一呼,以人物传记体为中心的宏伟《史记》横空出世。《史记》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概述历代帝王本末的十二本纪、记录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兴废的三十世家、描摹重要历史人物的七十列传,都使之成为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在《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夹谷会盟中,孔夫子面对“优倡侏儒为戏而前”的表演场面,在非常严肃而力图放松的外交场合下,做出了特别粗暴野蛮的极端化处理。这也成为历代梨园界对于孔子不够恭敬的源头。此后历代史书方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优伶们的言行事迹。

    魏晋以降,文史两家由混成到分野,自一体而两适。文者重藻饰心曲,史家认材料事实,各臻其至,泾渭分明。隋唐而后,碑铭行传,五花八门,高手操觚,佳作如云。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情深委婉,柳宗元为慧能作碑文机趣横生。

    北宋乐史作《太平寰宇记》,分地区而织入姓氏人物,因人物又详及诗词、官职,“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四库全书总目》)。

    太平世界,因人物而繁盛;梨园天地,赖优伶而生存。

    美妙绝伦的中华戏曲艺术从唐代的梨园开始,至少存在了漫长的10个世纪。千百年以来,戏曲艺术一直在蓬勃兴旺地发展,成为中国人雅俗共赏的朵朵奇葩、民族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类、戏剧天地内中华文化的闪亮名片和国际社会审美天地中的东方奇观。

    较早对优伶进行分类撰述的史书,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该书包含了分类列传四十五卷,这种分类传的体例较有特色,其中就包括了《伶官传》。

    一向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甚至还被收入中学教科书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云:“《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尽管欧阳修的本意是说祸患之起乃多方面的原因所累积爆发而成,但还是对表演艺术家们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与东土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西方世界中对于戏剧艺术家的看法与评价完全不一样。对于以三大悲剧家和一大喜剧家作为代表的古希腊悲剧家,对于以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西方戏剧界的灿烂星座,西方人给予了无限崇敬和由衷热爱。 

    晚清以来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是那些在西方世界出使、考察或者读书的官员士子。当他们瞻仰西洋剧院的建筑艺术之华美绝伦、内部装饰之金碧辉煌后,不由发出由衷的赞美,感叹西洋剧院“规模壮阔逾于王宫”,特别是舞台上的机关布景之生动逼真、变幻无穷,“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人间”;至于西方的戏剧艺术家地位之高贵,更是令国人叹为观止:所谓“英俗演剧者为艺士,非如中国优伶之贱”,“优伶声价之重,直与王公争衡”! 

    人类的艺术天地,原本皆是可以共同分享的,何以东西方对于戏剧艺术家的认同度与景仰度,相差之大犹若天壤之别呢?泱泱中华,文明古国,难道就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振臂一呼,为戏剧艺术家们说几句公道话吗? 

    江山代有才人出,是非终有识者论。 

    我国历史上对戏曲艺术家们首度给予全方位高度评价的文人,是元代的钟嗣成(约1279-约1360)。这位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的人士,长期生活在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城。他先在杭州官学读书,师从于邓文原、曹鉴、刘□等名家宿儒,又与对戏曲有着共同爱好的赵良弼、屈恭之、刘宣子、李齐贤等人同窗攻书,其乐融融。有记载说,钟嗣成曾一度在江浙行省任掾史。他自己写过《寄情韩翊章台柳》、《讥货赂鲁褒钱神论》、《宴瑶池王母蟠桃会》、《孝谏郑庄公》、《韩信诋水斩陈余》、《汉高祖诈游云梦》、《冯□烧券》7种杂剧,但不知为何皆已散佚。

    真正使得钟嗣成开宗立派、名垂青史的著作,还是其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代剧作家描容写心、传神存照、树碑立传的《录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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