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关系，由于考古资料丰富，更凸显了这个现象。尼安德特人化石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他与现代人的关系一直是古人类学争论不休的焦点。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生活于12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欧洲与西亚。他们比现代人身材稍矮，体格粗壮魁梧，脑容量已达到现代人的标准，但是头和大脑形态与现代人稍有不同。尼安德特人的前额低矮，脑颅的前后轴线较长。比较起来，现代人天庭饱满，额叶比较发达，颅顶较高，前后轴线较短。从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来看，额叶涉及高等心智功能，是认知系统中组织、综合、判断的中枢。看起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应有神经心理学的差异。(这不只是作者强调的：尼安德特人也许没有现代人的说话能力。)但是十几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刚在非洲出现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奇的文化创作，即使有也是零星地在中东地中海海岸地区，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曾经生活在同一地区，共享同样的文化。直到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前夕，现代人似乎才发展出新奇的文化类型(旧石器晚期文化)。也许，因为现代人发展出了新奇的文化，所以有能力驱使尼安德特人走上灭绝之路。 

    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体质演化似乎与文化创作没有关系？作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作者不是“正统的”人类学家。在精神意趣上，作者可说是“今之古人”，以传统“自然史”发展之路透显人性的根源——这才是本书的特色。20世纪初学院派人类学正式在学术社群中生根，可是传统的“人类自然史”(“人类学”的本义)架构却解组了：生物的归生物，文化的归文化，好端端一个人类学搞出了“两个文化”，不仅不通音讯，甚至分庭抗礼、对立攻击。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确是自然孕育的“怪胎”，我们从自然来，可是又与其他动物有别。人类自然史一定是一门“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必须解答“人性”起源的问题。在人类500万年以上的演化史上，我们认得出的“人性”最近几万年才出现，而我们现在对“人性”的理想与期望，是这1万年才发展出来的。因此，不仅深入人类的生物学背景，是理解与凸显“人性”特征的重要钥匙，人性“发展”的秘密也不可轻易放过。否则，有的社群几千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有的社群到了19世纪仍处在石器时代，如何解释？ 

    本书对于当前的重大议题，如两性关系、族群关系、生态问题，都有重要的睿见，关键在此。人类的“性行为”决定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人类是惟一遍布全球的物种，一方面获得了充分的“人性”实验空间，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族群问题”。人类近1万年的历史，以族群扩张与冲突为基调，可是充满血泪的历史剧，进一步分析后，反映的竟然只是“生物地理”的宿命。族群扩张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面相，塑造了人文世界的荣耀与隐忧：发展普遍人伦理想以及恣意剥削自然。 

    总之，作者的关怀与结论固然动人有力，他讨论问题的路数(自然史)，更值得欣赏。作者的多重身份，更令人玩味。戴蒙德受过生理学博士的训练，专业领域为肠道的吸收机制，在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理学，并以生理学研究的成绩，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可是他也是一位田野生物学家，精心研究了新几内亚以及热带太平洋各岛屿的鸟类生态与演化。他的丰富调查经验，又让他涉足环保事务。 

    戴蒙德呈现在本书的观点与希望中，新几内亚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是他第一本为知识大众写的书，1992年出版了本书中的重要论点，又在1997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做了更完整的铺陈《枪炮、病菌与钢铁》、《性趣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