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另值一提的是，艾米斯通过基思之口，对英国文学经典，如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D.H.劳伦斯和简·奥斯丁等人的作品，赋予了“革命”语境下的特殊意义，也可说经典由此而常读常新了。比如关于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基思就慧眼读出中产阶级的女性于繁文缛节的束缚中无法在性爱上主动出击，因此她们未必反感被可心的人儿下药后迷奸，“因为这样就不是她的错了。”艾米斯在此并不纯然掉书袋，而是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下药”的伎俩后来被短小身材的阿德里亚诺用于诱惑大美人山鲁佐德，方法是渲染自己父母的反法西斯出身，以此获得一种被怜悯同情的道德优势。

    艾米斯小说真正的“短板”在于其笔下的人物总是过于扁平，好人好得千篇一律，坏人坏得千姿百态，两者之间没有太多中间色彩。《怀孕的寡妇》好就好在任何人物你都没法贴上一个清晰可见的善恶标签，而基思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反思，更赋予这部作品相当功力的思想深度。这样于情于理皆富于立体质地的作品，在艾米斯的小说创作算是比较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