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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凯鲁亚克知道属于他的文化时刻已经过去了。在他最后一部重要小说《杜洛兹的虚荣》（一九六八年）中，他用“你在骗我”这个词语来表明变化的开始。他看到，所谓新的情况不是人们在撒谎，而是人们现在认为其他人也都在撒谎，对抗的姿态不见了，没有人再关注讲述事实，除非讲的是另一种形式的骗话。一封来自一位女士——她显然是一个前解构主义者——的信尤其让他感到不安，那个女人声称凯鲁亚克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凯鲁亚克的书，原本就不存在“杰克·凯鲁亚克”。难道她认为他的那些书是“突然间出现在电脑里的”？凯鲁亚克不禁愤然。他还是相信“撒谎是犯罪……而做伪证则是犯下了重罪”。 

    凯鲁亚克不能完全克服他的偏见，他与艾琳·李的情爱成为了他写成这本书的最好的动力和材料。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不爱她，或者说他即便是失去了她也不感到遗憾？在《地下人》里，凯鲁亚克记录下了心理活动的点点滴滴，乃至身体的起伏变化，记录下了意识的流动，思想和情感在期间获取了力量但尚没有获得权威的地位，心灵与其渊源近在咫尺，尚不构成对材料选择的审查。他这样描述他的那些早期垮掉派朋友，前一天还是兴高采烈，兴奋不已，第二天则“忧郁不堪”，但是，对他而言，这样的低沉心情也是为变化做的准备。他们“为着更多的信仰贮存力量”。还是有可能发现“钥匙／从那黑暗的走廊里，／从那扇透着光线的门里，／从那神秘的门把里，／从那敞亮的房间里获得”。 
   
                                                                  安·道格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