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第一年傅雷翻译奖，很多人采访我，问能不能做一个中国的翻译大奖，甚至后来有一个政协的常委，在他的议案中都拿傅雷翻译奖作为例子，建议国家应该设立国家的翻译奖。 这些意见我考虑过，但难度要大很多，做所有的语言翻译，操作程度复杂，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很多语言是我自己不懂的，我得请专家，不一定能做好它。英文翻译和法文的翻译和德文的翻译，不可能用同一个标准的。

    腾讯文化：你提到，想让傅雷翻译奖给行业提供一种标准。

    董强：办奖项只要机制是对的，很可能出来的结果就是对的。只要把这个制度定好了，它的公正性和什么东西都能得到，制度不好，体制不对，评委机制不对，就会出事。我们现在有八个固定的核心评委，再加两个前一届的得主，自动成为评委，就变成十个人。这个前提下我们还请两位荣誉评委，社会上的名人，文学界的和社科界的名人。他们不懂法文，但他们都习惯于读译著，他们有自己的判断。译著到了异国新的接受环境，它有自己的生命力。有的书你翻得再好，如果人不接受的话，那说明你价值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强调了从源头到接受的整个链上都有我们的人。

    我们这四个法国评委，他们当然对原著非常重视，他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原作，如果这个原作的作者他认为不好，那你这个翻译奖几乎是得不了的。从最源头到最后，从他的发射点到最后的接收点我们都有人，中间又有这些翻译家和专家，所以我们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机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步步摸索出来的。你像董秀玉见过多少译著，出过多少译著，他有直觉这本书好不好，他有感觉的。包括现在我评审一本书的时候，几乎不需要看原文，就能知道它是好书还是坏书。因为一本书是有灵魂的，是有精神的，精神产品它有生命力，它的生命力你在译著里出不来，它就是差的。在译著里面生命力感觉很博大，它就是一个好的译本。

    每年我们几乎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争吵，强烈的反对，几乎得奖的人都是绝大多数的票。最早12个人，如果出现六对六票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加一票，可以说我来定，我有这么唯一的一个权利，但我从来没用过。因为获奖作品几乎都是过了八票的。

    伟大的翻译家与伟大的学者是完全对等的

    腾讯文化：你刚才提到翻译现在的地位问题，包括如今很多翻译的报酬，尤其是文学翻译，真的是很低，这是所有译者面临的一个困境。

    董强：我以前曾经接受过凤凰周刊一个记者的采访，那个人翻了一本书，特兴奋，他觉得做了一件特巨大的事业，最后拿到稿费时吓坏了，他专门还打电话问我，说董老师像你这种资深甚至著名的翻译家，你的稿费是不是比我多一点，我说一模一样，他当时就惊呆了。

    我也经常跟他们说，我说这个不合理。比如说朗朗，他弹一个曲子跟一个年轻的刚毕业的音乐学校出来的人，肯定不是同一个价值。但是在翻译这个领域居然是一个价值。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问题。

    腾讯文化：那你为什么还做翻译？

    董强：为什么总是有人在翻译，我觉得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微妙的事情。你看到一本好书，你是欲罢不能的，真的想把它跟人家分享。而最好的分享办法，就是跟自己语言的人分享，那就是翻译。

    所以很多人，尤其是文学和社科翻译，不像一个完整的职业，好多人是业余的。但是这个业余，它又有它的专业性。为什么？因为翻译需要专业知识技能，有强烈的兴趣点支撑，一个人翻一两本书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能够翻十本、二十本，翻了大量的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变成一个职业的翻译家了。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在这儿，怎么样让这个专业翻译家群体能够存在。如果仅仅靠一些业余性的翻译队伍，偶尔翻一本、两本的话，靠这个又支撑不起一片天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奖，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第二我们敦促出版社能提高翻译家的待遇，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现在有些出版社找我，他都会私底下跟我我，董老师其实价格我们都可以谈。现在都松动了，不像前几年，它是松动都不松动，事情还是在改变。

    腾讯文化：你曾说译者必须是一位阅读能力很强的读者，他才能成为其他读者的带领人。

    董强：必须的，因为一本书是有厚度的。这个厚度就相当于一部作品的深度。你对这个深度和厚度把握得越高，你的作品翻译得会越好。就跟一句话的歧义性、多义性，你要能感受出来，那你就是好译者。就跟音乐家体会音色的丰富性一样，这个东西不是表面能够做到的。很多译者成不了大的翻译家，就在这儿栽跟头，他老流于表面。

    其实翻译最怕的就是停留在表面。很多翻译家我都觉得可惜，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法国生活过，永远靠一些查字典啊，他就不知道，有些东西后面它意味着什么。因为一部作品是立体的，它有厚度有深度，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厚度深度，你纯粹按照表面去译的话，肯定会出问题。你必须是特别深刻的好读者。你挖掘深了，有百分之百的东西，一个一般的读者就可以想出来50%的东西、70%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