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其他人的生活则多少受到了机器文明的冲击，或者暴露出意大利传统文化的沉疴与痼疾。困在里面的人，或者苦闷、彷徨，或者软弱、无助。有一天，劳伦斯受邀去邻村看戏。他发现，台下的男女居然全都分坐剧场的两边，而不是阖家共赏、尽享天伦。夫妻间似乎只剩下猜忌、暗斗与敌视。要不是孩子，他们的婚姻几乎已经名存实亡。表面上，在两性的战争中，女人像是占了上风。然而，咄咄逼人的她们却也叫失势的男性感到委屈、耻辱和无能。于是，男人只好把自己灌醉，或者回家打老婆，要不然就选择逃离。当然，也有人将这苦闷表现在了舞台上，譬如那个巡回剧团的领班和主演恩里科·佩瑟瓦利。这个男人台上台下一样地张扬得意，但劳伦斯一眼就看出他灵魂的软弱，甚至将他比拟为现代的哈姆雷特。劳伦斯认为，二者的身上同样表现出强烈的自厌倾向。当文艺复兴运动一举摧毁了帝王贵族的肉体神性之后，意大利人便转而冀望在自我感官的极致满足中获得喜乐与自由，而这在劳伦斯看来，显然正是意大利人一切苦难的渊薮。他们执着于古希腊人的异教式无限观，不愿像北部的民族放下肉身、舍弃自我，不愿历经身体的死亡来重获新生。几百年后，“是生存，还是毁灭”，舞台上佩瑟瓦利扮演的哈姆雷特仍在这样叩问自己的灵魂。

    劳伦斯和弗里达在加尔尼亚诺居住了六个月，在这里度过了最寒冷的日子。其间，他们接待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好友安东尼娅·阿尔格伦（即“舞”中那个黝黑的英国女人）。安东尼娅定居在一座名叫圣高登齐奥的农庄。劳伦斯和弗里达也想搬到农庄同住，可是碍于眼前的租约仍未到期，所以只好等到1913年3月下旬才如愿以偿。因为要回英国，其实他们在圣高登齐奥也就住了两周。然而，农庄主和他的家人仍旧给劳伦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男女主人保罗和玛利亚，在生养了三个子女以后，在经过多年的激烈争吵以后，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然而，劳伦斯也看出来了，这迥异的两个灵魂其实更像宇宙的两极，静默而疏离。反观自己，他和弗里达之间同样充满了明争暗斗，两人尚未稳定的关系仍叫他忧心忡忡。在圣高登齐奥，他认识了缄默的保罗、神秘的“硬汉”、懵懂的约翰，还有即将长大成人的保罗之子乔瓦尼。除了装着义肢的樵夫，似乎这里的每个男人都在选择逃离，逃离到远隔重洋的美国。保罗的出走是为了逃避无奈的婚后生活，可到头来，那不过就是一场“心灵的梦游”。在责任感与旧观念的驱使下，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家园——做一个守护农庄的幽灵。而年轻一辈的约翰、乔瓦尼，他们对故土再无任何留恋；他们只想远走高飞，却又不知去往何处，于是，便把那命运所指的方向含糊地叫做“美国”。

    在外漂泊太久的人终归会想家。1913年4月，劳伦斯和弗里达离开加尔达湖，来到慕尼黑。在郊外别墅小住一个多月后，两人终于回到英国。令劳伦斯十分欣喜的是，新近出版的小说《儿子与情人》大获好评，与此同时，一份不算丰厚的稿费也让他的生活多少有所改善。而弗里达则没有那么幸运：丈夫威克利再度坚拒了她的离婚要求，甚至阻挠她与亲生骨肉相见。同年8月，两人启程重返欧陆。9月中旬，在慕尼黑期间，弗里达得知父亲病重，便立即奔赴巴登探望。与此同时，劳伦斯决定再来一次徒步旅行，即由德国出发，穿越瑞士全境，抵达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意大利，并最终与弗里达在米兰会合。

    劳伦斯花费了两周的时间，才走完这段孤独而艰辛的旅程。然而，他却亲昵地将这次跋涉称之为“归途”。他甚至固执地认为，所有愉快的旅程必定是向着南方或西方的。此时，在劳伦斯的心目中，意大利已不再只是个能唤起种种美好联想的地理名词——阳光充沛、景色怡人；它更像个可以安顿生命的精神家园、抚慰心灵的收容所。然而，旅途的见闻却告诉劳伦斯，还有太多的灵魂仍然漂泊在外，或者迷失在路上。譬如他在瑞士客栈里偶遇的这些意大利人。他们为了躲避兵役和赋税，陆续逃离了故乡，栖身在阴寒、闭塞的瑞士山谷里，相依为命。他们仍然怀念故国，怀念那里的风物和艳阳。但是，这深深的思念里却又交织着难言的哀痛与鄙夷。劳伦斯为这些永失家园的“孩子们”感到神伤，他甚至无法念及这些人，因为“只要回忆一触及他们，我整个灵魂就停摆了，失效了，无法继续。”而另一些灵魂则在现代机械生活的压榨下苦不堪言。于是，短暂的自我放逐便成为一种纾解压力的方式。那个即将入伍服役的里昂青年，那个暴走自虐的伦敦文员，那个少不更事的巴塞尔小伙儿……文明世界恩赐的一周或两周的假期，不过是一条栓狗的皮带；他们终究还要回到那非人的大机器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