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文学批评家和画家劳伦斯在中国译界的命运犹如自己一生钟爱的凤凰，在经历了上世纪20世纪20至40年代备受青睐、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遭遇拒斥、70年代末至90年代重遇知音的生死轮回之后，更以羽更丰、音更清的绰约风姿呈现在21世纪中国读者面前。

    1920年代:劳伦斯“进入”中国

    上世纪20年代初期是劳伦斯初入国门阶段。当时，中国正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新旧文学之争如火如荼。胡先骕、S.生、茅盾和徐志摩等乘势把劳伦斯引入中国。

    胡先骕是中国译介史上第一个评价劳伦斯作品的中国人。1922年2月，他在《学衡》上发表的《评〈尝试集〉（续）》一文站在古典审美立场上，以比较思维的方式，否定性地评价劳伦斯的《玉米中的茧》和《女人和他的亡夫》两首诗歌。尽管他不认同劳伦斯两首诗歌主题，却让中国读者第一次知道了劳伦斯的名字。

    时隔一年多，S.生在《最近英国诗坛人物》中说道，“洛仑司（D.H.Lawrence）：他是一个小说家，他大胆的描写性欲。一九一七年有诗集《看啊！我们过来了》，一九一八年有《新诗》出版。他是矿夫的儿子，母亲是一位贤德妇人” （《文学旬刊》第69期，1923年4月2日）。作者简介了劳伦斯的家庭背景和诗歌创作情况，成为第一个向中国读者介绍劳伦斯的译介者。

    茅盾也于1923年8月27日以“玄”的笔名在《几个消息》（《文学》第85期）跟踪了劳伦斯的动态，提到劳伦斯是默里新主编杂志《阿德菲尔》的撰稿人之一。1924年12月，他又以忆秋生为笔名撰写了《欧洲最近文艺思潮》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从革命文学立场出发将劳伦斯定位于无产阶级作家，肯定了劳伦斯作品所呈现的性爱主题。

    一生追求“爱”、“自由”与“美”的浪漫诗人徐志摩与上述三位译介者不同，他直接介入劳伦斯作品翻译，是中国劳伦斯翻译史上第一个译者。1924年6月，劳伦斯的随笔On Being a Man发表在美国纽约《名利场》杂志上。一年之后的6月5日，徐志摩将这篇文章翻译发表于《晨报副镌·文学旬刊》第72号，作品译名为《说“是一个男子”》。

    应该说，胡先骕、S.生、茅盾和徐志摩等先贤的译介，开启了劳伦斯中国之旅的大门，并且及时跟进了劳伦斯的创作动态，为下一阶段中国劳伦斯译介进入佳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知音众多

    上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是劳伦斯在中国备受青睐和赞誉的时期。众多译介者对劳伦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劳伦斯的小说、诗歌、散文、书信与美术作品，甚至连劳伦斯翻译意大利作家维尔加的作品、国外劳伦斯的研究动态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在译介队伍中，孙晋三、章益、林语堂、郁达夫和饶述一等译介者的贡献尤为突出。诚如毕冰宾先生所言，“四位学术和文学大师的理论推介和饶述一先生的优秀译本，使我国的劳伦斯研究和翻译都几乎与世界同步，其基础十分夯实” （《劳伦斯东渐九十年》，《文汇读书周报》，2015年3月2日）。此外，邵洵美、杜衡、李辰东等译介者对劳伦斯的译介与评价具有开拓性意义。

    唯美作家邵洵美积极译介和评价劳伦斯。早在1928年，劳伦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问世，他便在自己主编的《狮吼》复活号第9期上率先及时而简洁地概括了小说的情节内容、审美精神和审美效应，说明了受众阅读劳伦斯小说的目的与动机，传递出了小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版的消息，指出了小说印刷上的错误以及发行的数量。1930年，邵洵美在《新月》第3卷第10期“书报春秋”栏目里以浩文之笔名评介了劳伦斯的《逃走了的雄鸡》。该作译文连载于徐迟主编的《纯文艺》第1卷第2、3期。

    杜衡是最早翻译劳伦斯短篇小说的中国作家。1929年，其译作《二青鸟》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其中收入《二青鸟》、《爱岛的人》和《病了的煤矿夫》三篇小说，并在译序中非常精要地评价了劳伦斯，认为劳伦斯是“现在英国的得到最多数读者的小说家、诗人”。随后一年，他在《小说月报》21卷第9期上发表论文《罗兰斯》，指出劳伦斯“站在他底方向整个机械化底倾向挑战”，“他底二三十卷小说、诗歌和戏曲却将成为稀世的宝藏”。文章虽然不足三千字，但观点颇具权威性和代表性，后来的一些中国劳伦斯研究者都从中受到了启发。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李辰东开启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先河。他在《法译贾泰蓝夫人的情人及其辩护》（1933年《新月》第4卷第6期）中认为“二者都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而且都持灵肉一致的精神”，“不过，以范围广大而论，当以《金瓶梅》为上；以彻底的，有思想的而论”，当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佳，“是一部古今来稀世的珍品，是现代青年男女的正当读物”， 而《金瓶梅》只能算作消遣品。或许后来一些比较研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两部作品的研究者从中得到了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