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具体的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的时势。 

    ——从时势鼓荡的权力和方向中帮助有名人物的产生之故。 

    ——指示进化的径路，排斥复古观念。 

    …… 

    （《编纂国史讲话的计画》） 

    顾颉刚的这些论述还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所表现的历史知识教育的话语体系，从“说什么”到“怎么说”，显然与几十年前的清季已俨然两个世界了，更遑论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代表的历史叙事体系的差异！如今，七八十年过去了，再重读顾颉刚当年的这些讲义，重温他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重构历史知识世界时的心路与实践，是否我们也有必要思考一下：新时代，从中学到大学，我们的历史教学是否也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这里且不说历史知识的内容与解释体系，以及学术与教育的关系，仅就知识“怎么说”而言，顾颉刚讲义文字的流畅和引人人胜，也许是人们最直接的阅读感受。顾颉刚本来就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问题的发现，多少也是得益于他对故事构成的理解。而历史的本质本来也是讲故事，是唯一以叙述为基本言说方式的学科——经语言学转向洗礼而重新发现历史的叙事性的西方历史认识论如是认为，当今史学界亦因此出现复兴历史叙事的吁求；更何况我们唐代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早就有了“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的认识。历史“怎么说”？读了顾先生这几部讲义后，我们是否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历史，包括历史教学，有必要像顾先生那样说——起码是要在历史的叙述方面。 

                                                                  向燕南 
                                                              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