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到了云南大学，就用通俗体裁编写上古史讲义。人家笑我写的是小说，我说：我正要写成一部小说，本不希罕登大雅之堂。”

    1940年的一个冬日，飘零成都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是夜，他与齐鲁大学的后进同事历史学家钱穆、胡厚宣一起赏月散心，踏着残破山河，讲古论今，感叹无常。75年后，他写的这部“小说”，经世纪文景公司重新编排，出现在21世纪读者面前，更名《国史讲话——上古》。同时出版的，还有《国史讲话——春秋》及《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

    顾颉刚被余英时赞誉为“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他在民国史学界长期坐第一把交椅，发掘或培养钱穆、谭其骧、童书业、杨向奎、白寿彝等大批史学名家。他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届人文组院士还有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傅斯年、陈寅恪、陈垣、梁思成、郭沫若等27人。

    出身书香门第师从学者胡适被傅斯年赞誉“在史学上称王”

    顾颉刚祖籍清代著名汉学中心苏州，出身于书香门第--顾家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他的藏书共计4.6万余册，其中线装书约六千部。1916年，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并在那里结识了他的老师、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及思想家胡适，以及他的同学和朋友、后来的论敌、中国兰克学派的创始人傅斯年。7年后，而立之年的顾颉刚提出“古史层累说”，震惊中国史学界。胡适称，此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傅斯年则说，顾颉刚在古史学上的贡献，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有此贡献，“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

    也正是在这一年，亦即1923年，顾颉刚与他的同乡挚友、史学家王伯祥开始合编《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由于此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被南京教育部认为有损国本，故而在1929年被查禁。世纪文景将此书的部分内容与顾颉刚在1924年为孔德学校编写的《国史讲话》合并重排，换名《国史讲话：宋蒙三百年》。在写法上，它借鉴了评书与演义的风格，内容方面则体现了历史学家与小说家的不同气质--更加注重对史实的考证以及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理性分析。

    1954年，毛泽东提议点校《资治通鉴》，钦点顾颉刚参加“标点《通鉴》小组”，他是总校对。1971年，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他受命主持校点“二十四史”工作。2015年4月8日，李克强总理为他的“古史层累说”做新解：“顾颉刚提出了一个'古史层累说'，其实正面理解应当说，每代人都有积累、有发展、有丰富。如果后人累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利于当代社会、有利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那我们何乐而不接受呢？”

    自幼喜爱评书演义戏剧“古史辨派”的开山鼻祖

    顾颉刚自幼喜爱评书、演义及戏剧。据其自述，在北大念预科时（1913-1916），“每天上课，到第二堂退堂时，知道东安门外广告版上各戏园的戏报已经贴出，便在休息的十分钟内从译学馆（预科所在）跑去一瞧，选定了下午应看的戏。学校中的功课下午本来较少，就是有课我也不去请假。”

    有意思的是，这种文艺上的熏陶，除了让他拥有小说家的笔法，还给了他学术上的启发，让他认识到，故事从史书到小说又到戏剧的变迁有一定的规律，其性质和格局虽是无稽之谈，却也有其无稽的法则。正如历史学家王学典所说：“这一项不经意的收获竟然为数年后的古史之辨作了准备，确是当初所始料未及的。”

    所谓“数年后的古史之辨”，指的就是基于“古史层累说”而逐渐完善的“古史辨”。当“古史辨”成为一个学派后，顾颉刚也就成了“古史辨派”的开山鼻祖。而前文提到的“上古史讲义”（《国史讲话：上古》的主体），以及“春秋史讲义”（《国史讲话：春秋》的主体），即是顾颉刚“古史辨”体系生发出来的两部通俗作品。

    历史学家写“小说”希望惠及普通读者共学历史

    《上古》为顾颉刚在云南大学讲学期间（主要是1938~1939年）编撰。《春秋》一书，则是他在燕京大学讲学期间（主要是1936~1937年），与其学生兼助手、未来的历史学家童书业合撰。这两部作品问世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中，其立意暗合时局，激人团结奋进：《上古》讲述的是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历史演变，引领读者了解最早中国的模样，以及华夏血脉的根源；《春秋》讲述的是列国争霸、民族相融的历史过程，引领读者了解中华版图扩张之不易，以及主流思想及传统的形成。彼时的顾颉刚已坐四望五，已由绚烂归于平淡，论学文字则越发的谨严精湛了。

    对一位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历史学家来说，用通俗体裁撰写历史，无论如何都是一项勇敢的尝试，尽管“不希罕登大雅之堂”，心底却希望对普通读者有益。还是在前面提到的1940年的那个冬日，顾颉刚写道：“读者诸君如果觉得这个体裁可用，希望大家起来这样写，让一般没福享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能看我们的正史，激起他们爱护民族文化的热忱；那些大学生呢，也可看了我们的注释，自己去寻求史料，作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