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苹果”一章里，迈克尔·波伦还特意列举了这样一件事：前苏联的生物学家、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尼古拉·瓦维洛夫早在1922年就发现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带的野生苹果树林，为了研究苹果的遗传基因多样性，他要求保护这片在世界范围内少见的野生苹果树林，却悲惨地成为了斯大林时代对遗传学大批判的牺牲品，先是被关进监狱，后被折磨死在集中营。为了苹果，还有比他付出更惨重代价的人吗？

　　波伦接着说，1989年，瓦维洛夫的学生、如今80岁高龄的生物学家艾玛卡·迪杰高里夫邀请一批科学家到阿拉木图那片野生苹果树林来看，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他挽救它，“因为一个房地产开发的热潮正从阿拉木图向周边的丘陵地带扩散开来”。

　　苹果的欲望，曾经带给我们“甜得没有了方向”的甜，提供给我们快乐，满足了我们的欲望，却也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沧桑，甚至一样的现实。一部植物的历史怎么不可以也就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