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还是严重低估了《埃科谈文学》的难啃程度，我自以为看过埃科的几本小说和几篇访谈，区区三百来页、十余篇的“谈文学”自然不在话下，实际上，从我打开《埃科谈文学》不知不觉就掉进了一个高速旋转的陷阱，头晕目眩之后，好不容易爬了出来，极不甘心，于是重新打开第一页，再次掉入陷阱。

    为了让那些打算阅读《埃科谈文学》的读者不至象我一样陷入头晕目炫的困境，我建议在此之前先做做功课，阅读一下《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的埃科部分，然后由简及难，这样才可以喘着气，一步步登上埃科设置了重重障碍的高山。

    《埃科谈文学》十八篇文章里的《我如何写作》《论〈共产党宣言〉的文体风格》《王尔德：悖论与警句》《论坎波雷西：血液、身体、生活》《三个反美世代的美国神话》与其他文章相比，更具可读性。关于“我如何写作”，用埃科的话说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完，那就是“从左向右”，根本不用长篇大论，《我如何写作》其实讲的是埃科的文学创作之路，用埃科自己的话说，身为小说家，他的例子是反常的，直接快五十岁，才重拾旧笔。埃科应该感激他的学者生涯，他自己坦言，他创作《玫瑰的名字》时，堆积了二十五年的中世纪资料大派上了用场，而日后的几部小说《傅科摆》《波多里诺》《昨日之岛》亦有类似的经历。

    只有象埃科这样的学者及文体专家才能独具慧眼看出《共产党宣言》这样一份纯政治性纲领文件是一篇“了不起的文本”，资本主义应该以“宗教般的虔诚好好地分折它”，它的优美与有力足可以使马克思与莎士比亚、西塞罗相提并论。《王尔德：悖论与警句》让读者见证王尔德机智与幽默的同时其实只想告诉读者一句话，那就是“所有的艺术都是彻底无用的”。《论坎波雷西：血液、身体、生活》其实除了其具体内容是一篇很标准的书评，《三个反美世代的美国神话》的标题其实不如《意大利人眼中的美国皮及其历史沿革》更为贴切。

    那么埃科把这么几篇相互不搭界的文章放在一起欲以何为？他其实只想让读者略微见识一下文本、文体的力量，而如何构建文本、文体及它们有怎样的历史渊源，只能在埃科的那些长篇大论里寻找答案了。

    在《埃科谈文学》所有的长篇大论里最吓人的就是那篇《论符号体系》，符号学对于埃科来说是老本行，但对于没有受过符号学专业训练的广大读者来说那只是一块难以下咽的压缩饼干，我们虽然不必知道“符号”的精确定义，但却应该尽量弄清某个“符号”所代表的含义而又不必过度解读。针对埃科最著名的符号莫过于《玫瑰的名字》中的“玫瑰”，《玫瑰的名字》走红之后，专家及评论者曾给予其“玫瑰”千奇百怪的解读，埃科不厌其烦，最终不得不说“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那么，埃科为什么要把这篇与“谈文学”并无直接关系的文章放在“谈文学”里呢，是这样，他认为“符号”是“诠释学”的基础，而“谈”其实就是一种“诠释”。

    《埃科谈文学》里的《论文学的几项功能》在全书里起着统领作用，其余各篇，从《阅读〈天堂〉》到《〈诗学〉与我们》其实都是在讨论文本、文体及其传统，而《天堂》、《诗学》、《西尔薇娅》、博尔赫斯、乔伊斯、普鲁斯特之所以被选中，只不过需要他（它）们作为案例。

    在埃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学批评的奠基之作，并对后世的西方文学批评及创作形成了深远的影响，但丁的《神曲·天堂篇》只有有足够知识背景的读者才能欣赏其中的高级奥秘和乐趣，没有但丁就没有现代的意大利语，这句话用来形容荷马对希腊的影响、莎士比亚对英国的影响、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同样适用。

    在这些案例里，读者可以看到博尔赫斯、乔伊斯的文学成长，对文本、文体的贡献，埃科称他们两个都是“将语言及普世文化当作他们游戏场”的伟大作家，只不过博尔赫斯玩儿的是“概念”而乔伊斯玩儿的是“词语”。埃科坦承博尔赫斯对他的巨大影响，他说没有博尔赫斯《玫瑰的名字》是不可想像的，但他却把《玫瑰的名字》里一个以博尔赫斯为原型的人物写成了“坏人”，我相信这也是埃科的一个高级游戏，如他的前辈博尔赫斯、乔伊斯一般。

    象许多伟大的现代作家一样，埃科同样看出，优秀的作品其实是作者与读者共建的，在他眼中读者是分不同层次的，优秀的作品会向所有读者发出邀请，但只有“内行读者”才能与作者一起舞出曼妙舞姿并享受其中的乐趣，比如，假如博尔赫斯笔下的皮埃及·梅纳尔真的创作出了一本《吉诃德》，只有那些读过塞万提斯《吉诃德》的读者才能享受“互文性”的乐趣，但埃科绝没有搞“种族歧视”的意思，他认为假以时日任何“外行读者”都能变成“内行读者”。

    埃科无疑已跻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但面对博尔赫斯这座大山，他却无比谦虚，甚至到了贬低自己的程度，他在《博尔赫斯以及我对影响的焦虑》最后说道：

    “面对博尔赫斯朗朗上口、余音绕梁、堪称典范的旋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吹瓦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