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很快就被中国人接受，成为时尚。东欧的当代文学和思想引起国人的关注，不再是只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有个时期，几乎言必称昆德拉，人们大都用存在主义的话语去解读他。暨南大学博士生李凤亮还编了一部有关昆德拉的资料集，题为《对话的灵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女性学者，一个是艾晓明，她最先编了一本评论昆德拉的书，自己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乐黛云先生作的序。她后来对王小波的介绍和理解，其思想的底子也许就是那时打下的。另一个是崔卫平，她后来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米奇尼克，对东欧的政治哲学作了介绍。目前，她俩都是在知识界很活跃的人物。昆德拉使许多中国人将目光转向东欧，这或许是当代思想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事件，我们承认西方文化是主流，也承认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忘却东欧和俄罗斯，毕竟是相似的土壤，相似的语境，面对无穷的长夜，我们中很多人也许都曾喊出过同样的心声。对于缺少本土思想资源的我们，东欧与俄罗斯的当代思考是一个蕴藏丰富的矿藏。

    有意思的是，与昆德拉相比，更早被介绍进来的索尔仁尼琴就没有得到如此青睐。我自己是很喜欢索的，他的制度性批判给二十世纪人类作了最有力的见证。但大多数中国作家不喜欢他，谈起来一脸轻蔑，认为索的东西不是文学，好像他们的玩意才算文学。我也常思考这种现象，觉得从时代来讲，原因可能有三：

    一，索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昆是从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描写他们所处的社会。而当时的背景是，美学热、文化热正方兴未艾。二，索有强烈的价值观，昆是解构价值，契合了国人想要逃避崇高的心理，崇高的美本不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一种对抗。集体的创伤记忆犹在，人们不想再谈任何价值。三是由于文化移植的变异，西方文化本身就充满矛盾，加上中文的翻译和运用又有误读。前者如西方人也不太细分两种理性，两种民主，两种自由。昆德拉批评俄罗斯人的失衡，把情感上升为价值，导致了极权灾难。布罗茨基反驳说，这种灾难正是源于西欧的理性。两个大作家在那里鸡同鸭讲。后者如误译、误读。最大的误译是把昆德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Kitsch译成“媚俗”，这个译法，恰与昆德拉的原意相反。媚俗这个中文词的意思是讨好世俗，从此举国开始谈媚俗，连手机里都储存了这个词。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正是误读造成了昆德拉的流行。

    把昆德拉看作是反媚俗，正是文化误读的结果。就像用存在主义来阐释昆德拉，想要在他的作品中寻找一个形而上的意义，而这恰是昆德拉所反讽的刻奇。其实昆德拉与存在主义毫不相干。加缪就曾说过，《局外人》的主人公有一种对绝对的激情，昆德拉显然是刚好相反。于是，我们看到，昆德拉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变成了一个暧昧的存在。

    第二、昆德拉作品的基本主题

    迄今为止，人类一切精神活动和产品，都是为了解决人的必死性问题。金字塔墓穴里的壁画，康德的星空和道德律，其实都是指向不朽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人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意义世界。正如韦伯所说，人是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任何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以发现的。

    比如，我们习惯用历史必然论来解释发生的事件，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外公是在文革中自杀的，但他不恨那个时代，他觉得从历史的进展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意义比人更重要。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以为你是谁？你根本没有创造历史，你只是承受历史。多年的教育，使我们每个人都能用一套历史必然性理论，把存在看成是合理的，而个人的价值却被泯灭了。

    再如，在对待顾城之死上，有些人同样采用了一种文学必然性，来为他辩解。但是，文学不是特权。按照常识，杀人就是杀人，没有任何崇高的形而上的理由。然而，人们往往就喜欢在意义领域寻求一个高于常识的判断。这，就是昆德拉的思考方向。他找到一个概念，用来指称这种人对意义世界的渴望，这个词即Kitsch，我把它译成“刻奇”。

    按照一种通行的说法，这个词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原义指保存下一些破烂，作为自己一生中某个事件的纪念。西文词典的解释是指那些拙劣的、造作的艺术作品。所以译成“媚俗”，用来指大众文化的品位，也未尝不可。在西方，刻奇一般是指中产阶级的现代性，中产阶级的艺术品位。美国抽象美术理论家格林伯格曾有一篇著名文章《刻奇与前卫》，就是用审美现代性来对抗中产阶级现代性。但这是西方语境的解释，今天国内使用这个词，也是西方意义上的，不是昆德拉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