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五丈原》一册，在57版《三国演义》时，其封面上画的是一排木牛流马横贯而过，旌旗飘扬，画面简洁，构图醒目。到第二版，封面改为诸葛亮在帐内与诸将商议的情景，有意见认为，从绘画和构图的角度上而言，第一个封面显然优于第二个版本。刘永胜的理解却并非如此简单：“1949年刚刚建国不到1个月，毛主席就指出我们要集中精力画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突破点在年画和连环画。既然连环画承担了教育国民的功能，那在连环画的封面选择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什么样的封面更能够突出教化目的，或者是更能够突出故事的主题。诸葛亮是忠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他为中国智慧之神也不为过，‘智多，而近于妖也’。但是在改编过后的1963版《三国演义》里面，所有唯心的东西都被剔除，集中到那些实实在在的、能够和我们国家的建设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吻合的东西。”所以，对于诸葛亮，1963年版突出的就是一个忠臣的品质。而木牛流马强调的是诸葛亮的智慧，强调诸葛亮的非人之处——木牛流马在原小说当中，没有发动机可以自己行走，到现在仍然是超出想象力的。在1960年代初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背景下，把木牛流马换成诸葛亮的图像，不会出任何政治错误。“读《三国演义》，当然是读图，《三国演义》这套连环画对我们来说是一部图像很宏伟的作品。我们读这一图像的变化，读这一不同版本之间的演绎，甚至于读每一幅图片的改变与改画，可能都会读出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近于读史。”

    在1957年版《三国演义》连环画灿若星辰的画家名单中，有很多画家是1949年以前就开始画中国画，并且在这个领域中获得了相当的地位和成就，受人推崇。比如刘锡永，“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以画连环画的形式向主流靠拢，所以，在绘制‘57版《三国演义》’的画家中有一些是画了一辈子的连环画，有一些是有着极为精深的传统绘画修养的画家，其呈现出来的这些图像，既具有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学精神，也有非常专业的技能”，刘永胜说。绘制“57版《三国演义》”的过程，恰恰反映了新政权成立不久之后的非常纯粹而干净的精神面貌。

    重印俺后的收藏推动

    随着近年来老连环画在拍卖市场上的持续走红，《三国演义》连环画里的经济价值，不言而喻。北京知名收藏家王家龙透露，在2013年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1957年版《三国演义》中仅不成套的26册，就拍出了50多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三国演义》连环画，不管是‘文革’前的老版，还是新世纪新推出的，不但保值，还会大幅度地增值。” 

    从个人角度而言，经陈元山修订后的第二版把故事结构捋顺了，比第一版要好些，但是从收藏和资料角度来说，第一版《三国演义》连环画无疑更加珍贵。

    57年版《三国演义》在当年印数也有几十万，如今却如此稀少，别说一般读者，很多连环画收藏者都没有看到过。原因之一，除了其艺术价值，还有其独特的出版方式和跨越的年代。“当时古典题材的连环画还是根据政策占据一定出版比例，不能无限制地出，刚出版的时候，基本是一个星期出一本新书，稍不注意，就会错过购买，能够收齐一套60册实属不易。当时的小人书迷们还彼此借阅，阅读率极高。但是，经历了‘文革’，基本上57版就没有留下多少。而二版对初版进行了结构调整，再以后的版本就基本以二版为模本。《三国演义》连环画，7000幅画总体上都能够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真的很不容易。”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温泽远对《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感慨。他坦承，重印57版的《三国演义》更大的意义是为了满足收藏的需要，“老的东西重新印，实际上是应大家的需求，有一部分连环画爱好者就喜欢老的，所以美术出版社里每年有将近一百种连环画要重印，如果出版新的，不管画得好也好坏也好，他们都不买。原因是要收藏，这是收藏的需要”。

    但是，温泽远仍然对连环画的未来寄予希望，“用一句文学上的话来讲，过去我们讲一代又一代之文学，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小说。连环画有过当年的辉煌，我们得承认这个现实，即这种艺术形式不可能包打天下，到一定程度会有一定的变化，那我们也得承认另一个现实，比如说宋词出来了不能掩盖唐诗的辉煌，绘本出来了也不能抹杀连环画的艺术价值，但是也不能否认连环画，也不能让所有的小孩子说‘现在我们都不看绘本，我们就看连环画’。”

    连环画创新无路还是无力？

    其实，要是细细探究，连环画的新产品也并非没有，陈元山提到了最近出版的非专业人士绘本《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一位九旬老者模拟丰子恺的画风叙述了自己和夫人一辈子的故事，这也许是连环画的某种新的模式，“连环画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形式，就是画和文字之间的配合，然后做成一个长篇的叙事性的这样一个读物，包括小说《繁花》，作者金宇澄自己就插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