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的疯女人》第二版导言 学术界的疯女人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一情形,或者,我正在描述的过度专业性的弊端在这样一个我们已经令人奇怪地置身其间、体现出过度竞争性的学术环境下,是否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任何四平八稳的答案,因为在这些日子里,我自己和我的那些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同行处在同样的矛盾冲突之中。显然,我并不想使时光倒流,返回到韦勒克(Wellek)和沃伦(Warren)为文学立法的那个虚幻的象牙塔中去,那时,如果要成为一名教授,你就得用大烟斗抽烟,或者,如鲁珀特·布洛克(Rupert Brooke)所言,“喝茶还要掺蜂蜜”。从另一方面说,或许正是由于我既是一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普通读者、作家和教师,无论是在批评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都赞同阿德里安娜·里奇有关“共同语言之梦”(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的说法。《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赋予我们俩以吉尔伯特-古芭的统一的作者名称,这一文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之一便是它在出版之后赢得了广泛的反响。部分由于它是女性主义批评史上一个早期探索的缘故,历史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地位,它在世界各地无数的报纸,还有诸如《哈泼斯》(Harper's)、《大西洋月刊》(Atlantic)等杂志,以及许多学术性的刊物上受到广泛的评论。同时,部分也正由于属于一种早期探索的缘故,它并不能像后来的一些同类著作那样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和专门性。它似乎是和一些处于我们领域之外的读者进行有关政治理想交流的读物。

    我们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能否不作为类型化的“代言人”,而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继续在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里发言?我们能否不丢掉小心翼翼培养起来的学科的复杂性,还有方法论的技巧来从事上述工作?啊呀,最近,针对广大的普通听众,代表女性(而不是女性主义的)角度的女性有卡米尔·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克里斯蒂娜·霍夫·萨莫斯(Christina Hoff Summers),或许还包括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或者瑙米·沃尔夫(Naomi Wolf)。但是,假如说我们当中的那些如今大部分已在学术圈中扎下根来的人能够回忆起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令人欣喜若狂的初创时刻--那个时刻虽然稍纵即逝,但我们70 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们却都认识到个人的即政治的,性别的即文本的,等等--我们就或许可以找到一条继续前进的出路。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或许就是既要使得专业研究与政治作有机结合,同时又要使其得以与个人作有机结合。最近,在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它们事实上代表了整个政治的范畴(它们的作者包括从阿尔文·克南[Alvin Kernan]、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到南希· K. 米勒、玛丽安娜·托尔戈夫尼克[Marianna Torgovnik]、简·汤普金斯和简·盖洛普在内的人物)。这些回忆录性质的著作表明,我们中一些人,对于作为“主体”的我们依然不过是“语言实践”和“文化引用”混合体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确实知道如何使我们自己成为作者--并因而拥有权威。那么,或许,步入新千年的女性主义者真的需要从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最出色的著作中偷来一片叶子,同时,使自身与叫做“奥罗拉·李(Aurora Leigh)”的雄辩滔滔的能指结成联盟,大声、清晰地向世界宣告,我们也同样拥有我们的

    假期,--有事要做
    …………
    它们是最严肃的工作,最必需的工作
    就和任何经济学家要做的工作一样
    --或者,就和任何天体物理学家和微生物学家要做的工作一样。

    苏珊·古芭: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进行言说的困难似乎依然是令人气馁的,这既因为学者要进入媒体依然十分困难,也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专门化了的时代。里奇在提出“共同语言之梦”的时候,同时也坚持“位置的政治”,这一点暗示出,即便是在今天,我们要从事巴瑞特· 勃朗宁诗中所说的“最必需的工作”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除了电子信息的爆炸、需要和自然科学家们(他们同样也受到研究费用猛涨的困扰)竞争经济上的支持之外,我们还需要面对研究工作的多样化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与经济的衰退并非没有关联,经济的衰退在20 世纪末打击了高等教育(虽然在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中,经济还是在突飞猛进的)。由于是在一个紧缩开支(通过期刊、参考书、系列丛书、专业机构、本科生主课和副课、研究生项目的激增体现出来)的时代被制度化的,无论是在女性研究之内还是女性研究之外的女性主义批评都受到人文学科岌岌可危和正在萎缩的现状的制约和调节。学者们面临出版的压力,否则就有被淘汰的危险;低级教员被要求不断提高研究创造的水准;工作总量变少,而竞争更为激烈--所有这一切都对学术研究令人吃惊的激增发生着作用。但是,由于学术出版正在不断衰退之中,将来,我们要出版自己的批评成果将变得更加困难。只要工作市场依然处于低迷状态,我们就始终将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困难,即难以为我们那些本该胜任的博士候选人提供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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