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吉尔伯特：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新千年版的“导言”中，苏珊·古芭和我放弃了通常那种推出一个毫无裂隙的“统一”文本的打算。我们并没有写出一篇合作性的文章，而是进行了一番对话，这一对话既从字面意义上，也从象征意义上都有意识地凸显出了我们两人在声音上的差异性，证实了读者们毫无疑问一直都能理解的一点：尽管我们两个人的姓被连字符连接在一起，合称为吉尔伯特-古芭，但这种表面上具有整一性的权威实体，其实是而且一直是由两个不同的人所组成的，她们虽然彼此深刻相连，但却有着各自的世界观，尤其是有着各自不同的女性观（无论它们是疯狂的还是心智正常的）、对于阁楼与客厅的不同见解，乃至对于语言、对于有关语言的艺术的相异主张。

    我们此次的交谈包含了我们过去在一起时共同确定的一系列主题，但是又更为全面，因为我们重温了自己早年所进行的女性主义教育和合作（见“教学场景”），分析了我们最早聚焦于某一特别的文学时期的原因（见“19 世纪及其后”），思考了在我们自己所作的研究之后学术界的情况（见“超越《阁楼上的疯女人》”），还对新千年到来之际（本文写于2000 年-编者注）所面临的一些急迫的问题和可能性进行了自己的一些反思（见“当前时刻”），我们每个人都是代表了自己的声音在说话的。

    教学场景

    苏珊· 古芭：1973 年，在第一个秋季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在拜伦汀大楼里，尽管电梯在不断上升，我们两个人的心却都在下沉，因为我们都是初来乍到，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们当时刚刚来到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不记得是桑德拉还是苏珊问过这样一句话，“除了长途电话之外，你在家里有没有接到过任何一个由本地打来的电话？”我们说好要给对方打电话，我们都承认，在这个中西部的大学城里，我们感到多么的漂泊无依、多么的孤独。

    我们的不安与理直气壮的新教徒所拥有并体现出男性精神特质的对于工作效能的追求有关，或者，只有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个周末，你在工作上的成效大不大？”每当星期一上午来临，在大楼里，一个又一个面色严肃的同事就会一本正经地肃立着向你提出同样的问题。桑德拉提出了那个“黄樟茶理论”（Sassafras Tea Theory）来，正是这一理论把我们俩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尽管我们有着前纽约居民和欧洲血统的共同身份，却也并没有影响我们日渐深厚的友谊。

    “他们都喝了黄樟茶啦，”她点头说道，开始我对此大惑不解，“黄樟茶。正是这个才会让他们的举止如此庄严。”我们兴高采烈得头都开始晕了起来，我们未来的友谊正建立在这种对于快乐的共同分享之上，我们就在英语系的办公室门前咯咯笑着，很有可能听上去就像是两个疯女人。我们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彬彬有礼而又不以为然地看着我们顽固地拒绝喝下那些有可能会把我们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复制品的玩意儿。即便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我们也愿意那么去想，我们拒绝吞下黄樟茶的行为会使我们更加渴望那种能够让人振奋起来的仙丹玉液，它是如此丰富，只要我们能够把两家人都聚集到一块儿，享受一顿感恩节的大餐，或者周日举行户外晚餐时，它就会产生。

    桑德拉· 吉尔伯特：我对黄樟茶的焦虑既当真又严肃！因为我当时来印第安纳的决定是相当激进的。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所嫁的丈夫在学术地位上要比我高好几个档次，27 岁的时候，我已经有3 个孩子了，尽管我当时还在为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而努力，我们母子4 人却不得不自觉地跟从一家之长到了加利福尼亚，因为我丈夫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了一份工作。埃利奥特和我属于那种典型的喜欢在海岸边生活的人。可是，到了1973 年秋，在我们国家腹地的腹地，我们俩和我们的在伯克利成长的3个小捣蛋鬼在干什么呢？我们心目中的美国地图基本上是著名的施泰因贝格卡通片中地理格局的改造版：曼哈顿位于一切的中心，加利福尼亚则代表了位于名叫美国的巨大峡谷的另一边的一种迷人的可能性，那里有一些神秘的波纹曲线，中间则穿插着一些平坦之处。可是在所有的地方当中，我们最后怎么就到印第安纳来了呢？

    我和我的丈夫属于一对学术型的夫妻，那就是答案所在，当时，一对学术型的夫妻所能得到的不是奖励而只有惩罚，因为他们竟然胆敢拥有共同的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妻子竟然胆敢想在完全由丈夫操纵的领域之内一显身手，那她就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读学位的整个过程中，我其实一直在付出这种代价--这一代价最终使我“意识抬头”（consciousness raising），这是20 世纪70 年代所使用的术语，现在看起来已经过时了，但是当时我并没能完全领会这一术语的内涵，即便是在我到达布鲁明顿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