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过去的女性主义者所说的那种精神上的“开窍”吗，即当你发现自己遭遇到过去常称之为性别歧视的问题时的体会？在我和苏珊在电梯中不期而遇之前，我已经积累了开窍的无数潜在的可能性了，即便我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它们。开窍的可能性之一：我到底在研究生院里做什么呢？向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求教，这时，他发现我在注册读研究生时，丈夫就在哥伦比亚学院任教。开窍的可能性之二：我在戴维斯分校压根儿就别想找到一份工作，因为学校在雇用了丈夫之后，是绝对不可能再接纳妻子的，我们一到戴维斯校园，我丈夫的一位同事就对我们作了这样的说明。开窍的可能性之三：这是对的，另外一位同事这样插话说，因为假如“一个家庭中有两份工资收入”，那就是不公平的。开窍的可能性之四：我终于放弃了，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系统内部当了一名讲座教员，在那里，还有其他一些丈夫也在加州大学任教的妻子们做着类似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的教学负担是她们丈夫的两倍，她们的形象，预示了在我们今天的校园里，无论男女两性，其实是可以做同样的工作的。

    在遇见苏珊的时候，我已经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开窍过程，虽然它们中的大部分当时还没有被我意识到，但它们却一步一步地推动着我命运的车轮，使之转动到了一个全新的位置上：1972 年，我在全国各地找工作，第一次忘了自己只不过是一对学术型夫妻中那较为卑微的一半，让我高兴的是，我终于获得了几份工作许可，尽管这几份许可中没有一份是在加利福尼亚的，而在所有的工作地点中，最好的就是在印第安纳，这个州让我这个习惯了在海岸边生活的人大感不适。当我终于到达印第安纳的时候，我开始做一种让人十分不习惯的饮料的噩梦。

    为什么是黄樟茶呢？嗯，我们住进在布鲁明顿转租的一所空旷得令人毛骨悚然、具有相当哥特风味的房子里的第一年，全家都决定，不管我们能在这儿住上多久，我们都应该经常开车出去兜风，看看玉米地、小城镇、草场，还有人们在纽约的昆斯区和布朗克斯区难以见到的诸种风物。比如，去印第安纳州的纳什维尔。这是一个风景迷人的小镇，以粗玉米粉制作的早餐和家制火腿而闻名，到处是原木砌成的小屋，甚至还有几座非法的酒厂，在装有龙头的汽水桶旁边，人们真的（非常合法！）在喝黄樟茶饮料。

    我兴高采烈地吃着粗玉米粉制成的早餐和火腿肉，根本不去注意什么非法酿酒的人，我没有喝那种黄樟茶饮料，我几乎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不久之后，我看了名叫《夺命者入侵》（The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的科幻片，才意识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做了那个苏珊也提到的梦，梦中，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到处全是冷面机器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看上去活像那些身穿花呢上装、吸着大烟斗的男教授）的系，他们全都一本正经，建议我“喝黄樟茶”--这种行为我很熟悉，他们因为美美睡了一大觉而信心十足，希望把我也变成一个冷面机器人，要不，就是一个十足的中西部佬。

    就在我希望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能够表现出明确意义的时候，命运开始改变我的梦魇的形状，它原来来自一股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使我和苏珊在电梯中相遇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团结协作的进程。

    苏珊·古芭：我们决定合作教授一门高级研讨课程，部分原因是桑德拉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地去加利福尼亚，因为在1974 年秋季，她的家人又回到他们在伯克利的老家去了。尽管我所接受的训练是关于18 世纪小说的，而桑德拉是关于20 世纪诗歌的，但我们都发觉，我们最有活力的交谈都是围绕着女性创作的文本进行的，这些是我们俩在研究生院时都从没有研究过的内容，但却又是我们俩无论是作为年轻的成年人或者更亲近的读者都热爱的：这些文本包括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诗歌则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一直到西尔维娅·普拉斯。那么，我们如何为我们的本科生课程命名呢？“楼上楼下”如何，桑德拉建议说，她当时正受着电视上一档通俗节目的影响，认为我们大多数作者的地位都没有被经典化。“粗俗。”我用最最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否决了她的建议。她又试了一回：“阁楼上的疯女人”吧。这一回，她是受到自己和上二年级的女儿苏珊娜讨论《简·爱》这部作品的启发。我对这一大胆的念头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于是含糊其词地说：“我们来试试对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进行分析吧。”于是，我们回去找唐·格雷（Don Grey），他正坐在学生联合会咖啡厅边的一张桌子旁，正是他迅速地给予了我们最初的肯定和支持，而在其后，他还源源不断地继续提供了肯定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