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物质条件的影响之外，假如我们再把已经在各种不同领域获得的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加进去的话，那么，我们或许就不得不看到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现象，即形形色色的理论词汇和批评方法像走马灯一般一会儿时髦，一会儿又过时了，就像是附在人文学者艰苦的劳动成果之后的索引一样，它使得属于遥远的过去的19 世纪女性再次复活，使得“过去得以重生”，不仅和大学里的本科生发生关联，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也与文化发生了关联。同样，一种试图超越那些有关英国和美国文学的堆积如山的学术资料的焦虑感或许也对批评家们的努力产生了影响，使他们超越了小说与诗歌所构筑的文学空间，超越了第一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近来，明显地给女性主义批评打上印记的文学的边缘化和强调第三世界文化的倾向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否定我们对于审美快感的追求，否定20 世纪之前女性的成就。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事维多利亚时代研究的学者们，比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逐渐发现要撰写出那样一部具有交叉性质与特点的书来是非常困难的事，而我们认为，《阁楼上的疯女人》正是具有如此特点的一部著作。

    于是，将来数代人所必须面临的任务之一，或许应该是执着努力，不回避方法论方面的复杂性，而是要对这种复杂性进行约束与利用，以便为批评写作提供更多可行的方法。我们将如何使我们的批评文字从那种浮夸、冗长、令人费解而又陈腐过时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从空洞乏味的政治上的哗众取宠中解放出来，而使它们有可能不论对于专门的研究者，还是对普通的读者来说，都一样具有可读性呢？然而，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批评家们进行自我反思的，那就是更加深切地把握过去几十年中，人文科学在专业和知识领域的发展，以及女性运动的变化，并关注我们研究领域分散之后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研究者们现在开始研究起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起BBC 的电视节目来了，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女性主义者可以在所有的方法论类别中被发现，在所有的研究领域中被发现，这一点又意味着什么呢？第三份工作可以更加有效地应对非同代人中的竞争对手，创造出新的方法，对属于学术研究范畴的过去的领域进行拓展，而不是就这么把它扔掉。当然，我们写作《阁楼上的疯女人》的部分乐趣，并不是源自我们高度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要和非同代人中的对手进行竞争，而是源自那种幸运，那种幸运在今天被人们称作是我们的“历史地位”；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么简单，当时在学术界没有任何女性主义的前辈，因为在我们相遇并一起撰写《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时，女性主义批评还没有诞生，这本书记录了我们处在一个披荆斩棘的时刻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

    准确地说来，那样一种兴奋和激动的感觉一定激励了那些批评家，他们的著作促成了其他被政治化了的学术领域的形成，促成了诸如美国非洲裔研究、男同性恋研究和女同性恋研究等分支学科的诞生。正如它们的后继者沉醉于自己后来在这一领域所进行的变革一样，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女性主义批评领域的后继者能作出同样的建树。因为假如我们不时地会被所受的攻击激怒，假如在别的时候我们可能担心那些理论上的胡言乱语会在改头换面之后卷土重来，毫无疑问，让争吵压倒我们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生命力的信心是鼠目寸光的，女性主义批评会显得更复杂，但同时也会比以前更具有包容性、更人性化，更体现出真正的冒险精神。对初创时刻的追怀或许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对当时的复杂性只作简单化理解，或者错误地利用它来骄傲自满，（更糟糕的是，）脱离当前的实际，那就是大错特错了：除了某些成功之处以外，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无论是在学术圈之内，还是在学术圈之外都是如此。年轻一代女性主义者们既不是我们的后代，也不是一味复制我们观点的人，她们完全是我们的盟友，她们面临着使人气馁的来自专业和学术的种种压力，我们中的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打下印记的同道可以和她们共同前进。

    尽管我们偶尔也会有一些怀疑与悲观的时候，但我们“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中得来的强烈的快乐”却使我们坚信，叶芝在《19 世纪及其后》中所提及的“伟大的歌谣”，我们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所探索的曲调-即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玛丽·雪莱、伊丽莎白· 巴瑞特·勃朗宁、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狄金森的明智、聪慧与奔放的激情--将再次重现，并节奏铿锵，我们没有人能够对此作出预言。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尤其要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正是它在《阁楼上的疯女人》恰逢21 岁生日，即开始步入成年之际，决定对这部著作进行重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