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多项重大史学出版工程的主持者、《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主编之一郭志坤先生，对当前历史类图书要么过于严肃、艰深不适宜阅读，要么为追求通俗好读而不可信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而策划一套既有学术含量、真实可信又面向大众、通俗好读的中国历史，是他多年来的梦想。

　　李学勤教授常说，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

　　而郭志坤先生则是一位学者型的出版家，他不仅主持策划了包括“中国断代史系列”在内的多个重大史学工程，而且对中国古代史素有研究，撰写了《秦始皇大传》《隋炀帝大传》等多本著作。

　　郭先生在主持、策划了多套历史著作之后感受到，这些书虽然很有学术水准，但是读者群比较小，除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更多的普通读者被关在了“历史门外”。这也是他想作“面向大众”的通俗版中国历史的初衷。

　　说起策划《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前期准备，现已73岁的郭志坤提高了声音：“主编也是要做功课的。对各个朝代进行总结，列出了各个朝代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供作者撰稿和编辑审稿参考使用，这个提纲就写了四五万字。坐在家里闭门造车不行，还要去国家博物馆及多个省市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实地了解有关中国历史的布展内容，并拍摄有关图片……”

　　经过两位主编多次当面和电话沟通，《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轮廓一步步清晰。12本书，始于夏，止于清，每册仅有20万字，配图却多达200多张。郭志坤介绍说：“每本书基本达到三分之二文字，三分之一配图的结构，以考古文物图表佐证历史，说明历史事实、历史人物，这也是通俗化的一个表现。”

　　通俗化并非小儿科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时，所撰写的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李学勤教授表示，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然而，郭志坤坦言，从2007年到2014年历经7年成书，很大的难题是找不到作者。

　　两位主编达成共识：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这套中国历史，确保内容的真实可信并能吸收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李学勤撰文称，“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

　　“我们出书是做正史，为了搞清楚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虽讲通俗，但作者必须是学者。然而有些学者没有时间也不愿意来写这些通俗读物。”郭志坤认为这是导向有问题：“当前绝大多数高校和研究机构未将通俗性作品列入考评体系，专业的历史学者通常不愿或不屑于写通俗性作品，他们认为通俗不能登入学术的大雅之堂，是小儿科。”

　　然而，通俗作品并不好写。该丛书的《殷商史》作者王进锋、《明史》作者张海英、《清史》作者冯贤亮等作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均表示，在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曾有过犹豫。通俗化该怎么写，没有样式标准，没有固定模式，比起驾轻就熟的严肃类写作更难一些。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海英用“右手换左手”来形容从严肃到通俗写作的转变。语言要平实，文字要优美，专业的词汇不能太多，构架的设置也不同，虽然不习惯但只要认真去做，慢慢的就会适应。通俗作品的种种要求，看似让写作变得随意，但是张海英教授有自己的杠杆，通俗历史作品不是地摊文学，不是媚俗，不能为了迎合“通俗”，便有意忽略历史的真实性甚至“戏说”。

　　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王进锋则表示，通俗化的写作，对他以后的研究更有帮助，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思考问题。在通俗版《殷商史》中不仅有史料文献，还需要个人的研究、理解，用简单的文字书写历史并不简单，要有更深厚的知识积累，更强的理解和感悟能力，融会贯通后，才能落于笔端。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遴选出的12位作者是一支以年轻学者为主、老中青结合的队伍。这群作者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他们多数为历史学博士并且为高校老师。当然，他们还必须是对中国历史素有研究且有志于通俗历史写作的专家。

　　该套丛书的出版统筹孙瑜介绍说，基于通俗化的定位，丛书也需要在观念上有所突破，观点上有所创新，于是找了相对年轻的学者来写。他们可视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者的代表，同时作为教师，直面学生，对于当下人们需要怎么样的历史书也比较清楚，更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