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冯贤亮把这本书比作给本科生讲课，要深入浅出，注重历史细节、人物性格。而《清史》中很多内容都是冯贤亮教授于历史表象之中打捞的细节。

　　对于这批作者，李学勤和郭志坤两位先生称他们是有良知、有担当的学者。郭志坤先生说，虽然通俗读物写起来困难，但是他却从这些作者身上，看到了学术责任的担当精神。他们不是因为稿费的多少，而是认为有必要站出来，向大众普及历史，纠正一些被歪曲、掩埋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讲谁来讲”。

　　张海英教授表示，从目前的科研体制来说，通俗性作品并不算成果，但作者们仍然愿意参与这一项目，是因为他们希望为专业知识普及化尽一份责任。一方面，他们都有一种历史情结，希望能够尽最大的可能还原历史，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感悟向大众分享；另一方面，他们也拥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希望能够以古鉴今，对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有所启发。

　　让更多人晓得“中国历史的上半身”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另一个特点是，突破早期历史语焉不详的局限。郭志坤说，秦以后的历史有两千多年，而秦以前的历史也有两千多年，合起来才是中华五千年历史。

　　李学勤曾有个有趣的比方形容这个现象：大多数人只晓得“中国历史的下半身”，不晓得“中国历史的上半身”。国人甚至一些史学家对秦统一中国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相对熟悉，但对先秦历史了解并不多。作为中华历史的源头，不把这个“上半身”搞清楚，就解决不了“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

　　过去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秦以前历史的通俗类读物比较少，他希望通过对中国远古历史和中华文明源头进行集中探究，使得五千年“中国梦”的源头越发清晰。所以，《细讲中国历史丛书》部分吸收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将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单独分册，以五册、约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介绍先秦历史，使得早期中国历史分量十足。

　　同时，《细讲中国历史丛书》还力求突破“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过去的通史多以农民起义开头，农民起义结尾。郭志坤强调，这套书中，帝王不再是历史叙述的主线，农民战争也并非历史的第一推动力，而是将更多的篇幅用于描述经济、文化、精神文明的发展。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是丛书要着力展现的内容。

　　此外，在“突破长期分裂历史叙述的局限”“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强调民族交流融合”“突破历朝历代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上，《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在不常为人注意的角落也会给读者带来许多意外惊喜。

　　在《元史》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温海清看来，通俗是指对于没有任何相关知识背景的读者，都能吸引他们读下去，并且都能看得明白，即所谓浅近易懂。“当然，它并不完全是大众化的，也就是说它不是降低标准去迎合大众的口味，相反是努力提升大众的口味。”温海清说。

　　看过这套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评价道，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加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评说，对某些神话传说加以评论……这套丛书除了通俗普及作用外，还大大增强了学术性和权威性。

　　“历史热”中的“戏说”风

　　“历史热”从1990年代兴起，就一直没有退烧。通过电视、电影作品，畅销图书，讲座，历史以各种形式走进平民大众的生活中。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指出，20世纪历史知识的普及出现过三次热潮，第一次是民国时期，“新史学”与“白话史学”的崛起，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通俗史学读物，如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第二次是1950年代，以吴晗、陈翰笙为代表，编写中外历史小丛书，撰写了大量的普及历史知识的小册子，对一代人的历史知识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次就是新世纪以来。和前两次历史知识普及不同，新世纪以来的历史知识普及无论是传播途径还是传播主体，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然而伴随着“历史热”，通俗历史却悄然偏离，演变成“戏说历史热”。郭志坤在接受采访时说，也不知何时起在银幕与荧屏上“戏说”之风兴盛起来，戏说皇帝剧、戏说皇后剧、戏说太监剧、戏说太子剧……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天马行空，随手挑来一个帝王或是一段历史，添油加醋，搅拌一番。其中甚至有一些颠覆性的言论，危言耸听。“戏说”的保护之下，精忠报国的岳飞是“千古罪人”，而遭人唾弃的秦桧反而成了“旷世良臣”；孟姜女和秦始皇谈起了恋爱；孔子则被写成了“修侠情圣”……

　　“你若把它当历史，他会用‘戏说’来敷衍搪塞你；你若把它当假话来看，他却又撑出一个朝代来吓唬你。看了这些非历史化的戏说‘历史剧’，往往会误以为历史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因而‘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甚至把本来是错误的东西，竟当成了真实的历史接受下来。”郭志坤因此强调，历史可以“细讲”，可不能“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