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受限于该书的主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分析还不够深入，于是林毅夫、蔡昉、李周又合作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交我放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于1997年初出版。严格来讲，林毅夫与张维迎是用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的，就理论的内部逻辑而言，都能自圆其说。这种论辩只要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有利于推动学术进步的。针对学界对《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讨论，以及改革实践的推进，他们三位又于1999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作了更深入的阐述，进一步完善他们的理论。

    进入新世纪以后，林毅夫在继续关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学理论层面的研究上。2006年我出差北京，林毅夫到亚洲大酒店来看我，介绍了他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进展，说及他接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将于2007年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马歇尔讲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论坛，从1946年起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做讲座。林毅夫是第61位主讲者，在这之前的60位主讲者中有15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话中，林毅夫向我详尽地介绍了他准备演讲的内容，打算以《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经验检验。我意识到这标志着林毅夫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以往的战略和政策层面，在基本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当即向他组稿，希望将演讲稿的中文版交由我出版，林毅夫一口答应。以后我又多次催促林毅夫尽快交稿。2008年，林毅夫致电与我，告之因为北京大学领导一再要求他将此书放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他作为该校教授无法拒绝，希望我能对此事予以谅解。我虽觉得有点遗憾，但也认为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本书的英文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共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予以推荐，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纪录。2008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后，先后考察了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用他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观察这些国家的发展转型过程，并结合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政策的层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于2011年初正式亮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并把它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转型与发展问题而建立的一门新的学科。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以结构主义为基础，从市场失灵出发，主张政府干预，但并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同时也暴露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从政府失灵出发，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但也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受阻，经济绩效下滑。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它的假设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其在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对于特定的经济体，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又是可变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在于把早期经济学家关于比较优势贸易战略这一学说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整个经济结构变化升级的全局考虑中，构造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把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既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基础机制，又强调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积极有为作用，以克服结构升级和转型中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为保证政府作用的有效性，新结构经济学还在政策的层面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作为制定产业政策的框架。最近七八年，林毅夫为创建新结构经济学，组织力量在理论、方法、工具等层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我们有幸在2012年出版了其主编的反映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新结构经济学文集》，又一次见证了林毅夫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做出的新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产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重视和关注。有不少好评和赞誉，也不乏质疑和批评。国外的好评多于质疑，而且讨论多集中在理论的层面；国内的质疑多于好评，但大多集中在政策的层面。国外经济学家重视林毅夫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在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市场上，发展经济学在过去20年没有大的进展，经济学家对其的研究热情逐渐下降，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重新点燃了他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热情；另一方面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使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国内经济学家的质疑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