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暗店街》开始看法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你会觉得自己从一个谜中睁开双眼，以一个梦游者的虚无步伐，经历了他所说的那些无法分辨真假的事情，然后在想要找回真实的努力挣扎中突然彷徨醒来。“我的过去，一片朦胧。”他这样开头，“而我们的生命不也正像孩子的忧伤一样，会很快在暮色中消失的吗？”他这样结尾。

    在法国《世界报》的网站上能看到一段极为珍贵的画面：1970年，刚刚度过24岁生日的莫迪亚诺板着青涩的帅脸接受访问，那时他已经出版了两本小说《星广场》和《夜巡》。两年后，莫迪亚诺以《星广场》获得法兰西学术院小说大奖，但书中诸多隐藏的反犹太主义的符号引起巨大争论，大争论成功吸引了法国当代最出名的导演路易斯·马勒。曾摘下金棕榈大奖的马勒一眼相中了这个年轻反叛，被捆绑在记忆中的年轻作家，两个怪人一起创作了获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拉孔布·吕西安》。一切都是推翻式的，从电影的名字（西方少有的姓放前，名放后），到片中主人公一个法国男孩拒绝在二战中加入法国抵抗运动，而是加入了盖世太保。莫迪亚诺甚至挑衅主流，张狂地为片中一个犹太女孩加上这样惊世骇俗的台词：“我当犹太人当烦了。”这句台词让电影备受攻击，却也意外地让世界看到了另一种反思二战的角度。



    星广场在哪儿？

    和另外一位深受二战童年经历困扰的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一样，他们都曾经被称为“Le Colourist deMemoire”（记忆的调色师）。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以油画的方式， 一层层描述出那些被刻在他五脏六腑中的回忆：儿时的街道，父母亲行走的姿势，和邻居之间芝麻蒜皮或是生存危机的对话。莫迪亚诺同样纠结于每一个微小的细节，相比起奥兹，他更不肯放过自己，每一本书其实都在问着一模一样的问题，只不过换着花样，最折磨人的方式，像侦探一样将回忆重组再现，试图推理出每一种可能性，用以挖掘那个似乎并不存在的终极答案。这推理挖掘，让晦涩复杂的“la vérité”（真实）通过不同的明暗交织缓缓呈现。

    但如何用一个不焦躁有韧性的色彩区间去描绘这真实，是莫迪亚诺中年之后才慢慢学会的东西。青春的激进反叛，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崛起的标志。

    对于腼腆、内向、有些偏执的莫迪亚诺来说，最初的问题来自和父亲的关系。他有着犹太血统的父亲，在二战时拒绝带上显示自己犹太身份的星袖章，家中的藏书中有着反犹太主义的文件，以做黑市交易为生，尽管他后来也曾被抓起来，却最终因为得到一名盖世太保的帮助，得以从二战中幸存。

    莫迪亚诺在法国人关于二战的反思潮中坠入苦海。父亲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归属让他迷惑不解，导致他把每一次写作都当成对自己身份的拷问和解释。一次次地，他以手中的笔为时光隧道，回到过去那个父亲为求自保而隐藏起自己的难堪时刻，有时拨乱反正几乎成了一个梦想，以至于在第一本小说《星广场》中，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盖世太保问一个法国人“星广场在哪儿”？这个法国犹太人指着自己心口，说“它就在这里”。在寻找自我的途中迷路的莫迪亚诺，将自己辨别不清的是非写进《星广场》，一发表就获了大奖，他父亲却对此痛恨无比，以至于想尽一切办法买进市面上的所有印本不让别人看到。父子关系从此决裂，几年后，莫迪亚诺深陷经济困境不得不向父亲求助时，父亲却报警将他逐出门外。

    《星广场》问世的1968年，正是整个欧洲陷入二战大反思的高峰期，法德1968年爆发的学生运动中，欧洲年轻一代在美国对越战争的背景下，向他们的父辈发出怒吼：“你们为什么容忍战争？二战中几百万犹太人被纳粹消灭在集中营里的时候，你们究竟在干什么？”在那之前，绝大部分的法德老百姓一直声称自己与纳粹罪行无关，但这场学生运动终于强迫他们去面对心底最想忘却的噩梦，从此无法再否认这西方文明史上最大的耻辱。可直到问世几十年后，颠覆传统二战反思的《星广场》才被翻译成德文，并被称为欧洲最重要的二战作品之一。

    “其实我写的都是同一本小说”

    但莫迪亚诺在欧洲以外从来不出名，以至于当他被宣布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很多英文世界的出版商紧急打电话去问他们的编辑“这个人到底是谁”？

    在英国和美国以侦探小说的方式去描写二战的作家实在太多，约翰·勒卡雷式的冷战/谍战小说早已占领了这一领域，法国作家从来不具有太多的吸引力。事实上在过去30年，莫迪亚诺属于最不受关注的那一批。但在欧洲其他国家，读者对莫迪亚诺的喜爱却山高水长。他有28本书被翻译成西班牙文，21本被翻译成德文，12本被翻译成瑞典文。诺贝尔奖被公布的时候，唯一一个出版莫迪亚诺英文版的出版社在美国波士顿，法国的邻国英国则一家也没有。而许多权威的书评面对他的得奖都有些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曾经评论他的书“让人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