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我对中国人的“冷静”印象深刻
　　潇湘晨报：您在中国行走了许多地方，见证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您看来这是“中国最大的变化”？这些年观察中国的方式，有没有做过调整？
　　何伟：我认为这“最大的变化”，总的来说是个人主义的增强，以及个体与更大群体之间的分离，比如个人与家庭、村落、单位。人口流动对于这种趋势的发展来说至为关键。
　　为了“观察”富有成效，我的具体方式总是在调整中。举例来说，在美国密苏里州东南部，我发现在采访孩子们时可以用上录音机，这让他们觉得自己被认真对待，但成人会紧张。在中国，我也是出于同样原因不用录音机，尤其是采访农村人时。在中国我必须更有耐心，花更多时间接触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们，他们不是很乐于提供讯息。所以，我和人们前两次见面往往不是正儿八经采访。我让他们了解我，再开始谈更多重要内容。
　　潇湘晨报：对中国人的哪些品质印象深刻？
　　何伟：在很多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说，现在都是最好的时代——生活发生了巨变，人们的眼界也越发开阔。这些改变同时也伴随着压力。
　　我对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冷静”印象深刻，偏远地区的人们尤其如此，“冷静”是我很崇拜的品质。在写“北京奥运”时，我这样描述坐在一位老农旁边的感受：他看着儿子参加摔跤比赛，在中国摔跤选手中第一个拿到金牌，父亲在比赛中却面无表情。美国没有父母能做到这一点！看看菲尔普斯的母亲，她每次都是高兴地跳起来。老农说了中国人如何生存打拼的事情，他们已不会因为好事过度兴奋，也不会因为坏事过于沮丧。
　　另一方面，中国人面对某些事情时常会逃避，他们不会回想曾经的经验。现在处于这样的阶段：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人以及受过教育者，他们想弄清楚自己处在社会的什么位置，想要什么，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实际上比努力工作挣钱更复杂，需要自省及某种程度的自我批评。我相信，这一过程最终会带来更好的局面。
　　潇湘晨报：有没有人告诉您，许多中国人经由您对于中国的观察，来开始审视自己原本熟视无睹的国家？
　　何伟：你知道，我有时也有同感。我住在中国那段时期，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在一座小城当老师，随后成为一家著名杂志（《纽约客》）的记者。我学了中文，随后学会了如何与一群和我迥异的人打交道。同时，我准备书写一个快速变革的国家。我认为我与中国人有同感，不过有时也会有距离——我总归是个老外。这个空间让我能够观察得更近一点儿，而且可能我注意到了其他中国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潇湘晨报：《突袭美国》一文可见：温州人挺会做生意。是不是觉得中国百姓比较有“经济头脑”？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头脑和状态？
　　何伟：温州靠海，总是与内陆地区联系不够紧密，当地人渐渐习得依循海路到达别处，最终学会与世界其他地方贸易往来的模式。过段时间，这模式便会变成传统，人们相信自己善于做生意，这是一种“民族自觉”。
　　我总感到困惑，为何中国人往往数学很棒。或许跟传统的教育模式有关——中国孩子的学习方法通常是重复和死记硬背，这也需要自觉，我认为这个基础适用于数学，中国人擅长数学，但在创造性科目方面又不太成功。有趣的是，现在我在埃及，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况：埃及人的数学很不好，一个小学四年级的中国孩子，数学水平要好过埃及许多大学生。不过，埃及人非常善于学习外语，这可是中国人很为之头痛的。
　　潇湘晨报：您最初在涪陵，时间是很“慢”的，当您回到美国、又到埃及，感觉到一种怎样的节奏呢？
　　何伟：确实，感觉涪陵生活节奏很慢，那也是我一生中“断开”互联网的最后时光。某种程度上我的生活也不容易——在那样一个地方，作为仅有的两名外国人之一，是有难度。但涪陵的生活也是很愉快的，至少在我的汉语派上用场以后，就过得很不错了。生活节奏也没有那么慢了，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涪陵而言。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真正加速发展的风口浪尖，涪陵在巨变。最后一段可以轻松歇气的时光过去了。
　　而在埃及，政局相当不稳定，去年尤其疯狂，6月抗议的时候，穆尔西还是总统，塞西已公开主张和穆尔西谈判。我突然意识到穆尔西迟早会下台，“穆兄会”从不谈判，所以我告诉《纽约客》编辑，到周末总统会被军方扣押，没有其他可能。“政变”当天早上，我们意识到“政变”会发生，但不清楚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我报道这件事之前，我和Leslie（张彤禾）谈过，一旦枪声四起，她和女儿们就离开。
　　所以埃及让人精疲力尽，每场“历险”之后，我都需要时间“消化”一下。两年前，我们在里韦奇买了一个小农场，现在每年夏天都去那儿，待上一段时间，看着牧草长高，牛群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