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些年，我读到太多的施先生往来书信，采录了他在各个时期的事迹，至少也超过三十多万字数，我不觉累与苦，心甘情愿地一字一句过录，仔细求证写作时间。更因为爱读施先生书信，一如他的好文章，生动亲切，让我着迷。2008年春香港辜健君寄赠《施蛰存海外书简》“30册毛

    边本之第11册”，我如获至宝，其中致孙康宜函由《北山散文集》十八通上升至三十二通，引起我极大的阅读兴趣，为我打开了一扇能了解他如何与西方学者交流的窗口。就在那年夏季，我与辜健君通了十余封电子邮件，向他一一请教“三十二通”与“十八通”之中的差异，明确了多个问题。

    古语云：“有缘千里来相会。”直到2013年初春，我终于见到了现存的施孙往来书信七十余通影件，还有其他相关信函十余通影件。当时刚得悉孙教授已把施先生手札原件捐赠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收藏，让我肃然起敬。为了能使我看到原貌，其间由美国纽黑文到我国再到上海的一系列繁忙工作，加上需要检寻、整理、扫描及邮寄，可想而知，孙教授为此花费了很大的劳动，我至今感念。

    当时拙著《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正在“一校”，我匆忙补录这些新得材料，并对原来据“十八通”、“三十二通”先后采录之处按原件影本进行校核，收获颇大，欣喜间最使我怦然心动的是，这批目前尚存的施孙往来书信堪称“丰富”为最大特色，我预计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会呈现其作为史料的重要性。

    施孙自1984年开始通信，现存信札富有学者交游之情趣，还涉及施孙与张充和、钱歌川等多位学者往来情形，实录了中美两位学者之间学术生活的状况，从中能了解到施孙的学术思想、理论观点、治学方法，研究经验，以及施先生老来弥坚，并不限于“蜗居”，阅读视野开阔，仍保持对欧美报刊书籍的浓厚兴趣，尤其是施先生晚年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即编辑《词学》“海外特辑”并拟筹备学术会议和孙教授在美约稿情况，都有详尽记录。同时，又让我们了解孙教授的重要著述《情与忠》《传统女作家选集》等的学术经历，以及她对柳如是评介的逐步深入过程；并兼及当时美国汉学界的研究活动。

四
    读多了施先生书信，我曾分为三类，一是至交契友，无话不谈；二是礼尚往来，就事论事。三是回复来函，借题发挥。我发现施先生致孙教授的这批可当絮语散文来读的书信，无疑属第一类。施先生以其渊博，一下笔就率性尖锐，独具见解，臧否精辟；不仅令人称奇，又能实话实说，且幽默有情趣；至于互相委托访书，则谆谆嘱咐，心细如发。这样的事例在本书中处处能见，不胜枚举，皆能验证我的这些认识，读者诸君当能体会之。

    我曾读过难计其数的访问施先生的文章，但当我读到1996年孙教授由美国专程来上海探望施先生后写的《施蛰存对付灾难的人生态度》一文，从中我真切感受到“心有所感、意有所触，情有所激”的真诚、理解，尤为感动，不禁赞喟“前所未有”。现在，我方认识到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正是基于他俩的大量通信，交流思想。

    我亦读过难计其数的研究施先生的论文，也有港台欧美的研究论文，以研究早年文学创作与编辑活动为多，几乎很少见到关于其古典文学著述和他的古典诗歌创作方面的论文论著。如今我从施孙信札了解到，他俩成为笔友通信之因缘是由于皆为“研究词学的同志”，从词学研究开始，经常讨论古典文学方面的学术问题，孙教授说：“凡涉及明末清初的文学研究，我一直请教他，自以为有如入室之弟子一般。”施先生还鼓励她无论如何要多用中文写作。为此，我注意到孙教授研究论述施先生的一系列中文力作，既保持中国传统考证又融合西方文论的方法，格局恢弘，别具手眼。我颇为推崇其《柳是对晚明词学中兴的贡献》《语讹默固好———简论施蛰存评唐诗》，而新作《施蛰存的诗体回忆：〈浮生杂咏〉八十首》《施蛰存的西行逃难诗歌》之阐述精深又有鲜活的阅读感，使我体会到一种学术传承，即“从北山楼到潜学斋”。在我看来，孙教授的这些论文，能为学界在施先生研究方面吹来一股新风，并具有开风气之功，我深信会在读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