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斯是诗歌抛出的一枚骰子——专访普拉斯诗歌全集译者冯冬

    写诗也研究诗的冯冬被选为普拉斯诗歌全集的译者,肯定有编辑独特的理由。在有无数译本的前提下,他的这次重新翻译有什么样的特色?他又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翻译这位著名诗人跳跃风格非常大的诗歌?3月8日,在广州的冯冬接到我的采访电话后,却选择了用邮件问答的方式来回答,他说,这样感觉好一些。我知道,我又碰上了一位对文字非常计较的译者。在回复过来的邮件中他写道:如有任何改动,发稿前还请告知。细细读来,他的回答诗意盎然,让我平铺直叙的提问有了闪耀的答案。

    “我是普拉斯又不是普拉斯”

    《文化广场》:普拉斯作为自白派诗人,你译的是她的全集,以前有不少人翻译过她的诗歌,你觉得自己翻译的特色是什么?

    冯冬:我与普拉斯同行,不与普拉斯同行,我和她走在相隔并不远的路上。我自己也写诗,我翻译的“特色”(如果有的话)即是对她的词语、她的节奏所保持的警觉的倾听。我竖着并不长的耳朵,试着以诗本身来译诗,以诗译诗,在另一语言中最大限度地保留诗之为诗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翻译在情绪中的“共鸣”——没人能够同情她,与她共鸣,译者也不能,同情就是说你站在她的位置上,穿着她的那双鞋,走那样的路。在翻译中,我更愿意一种忧郁的克制,一种贴近的呼吸方式,一种独特的我是普拉斯又不是普拉斯的方式。在翻译的某个中途,以一根蜡烛之光去浮现她的面庞,只有这样,我才能接近她。之前的普拉斯中译者以各自的方式趋近过她,我喜欢“无限”趋近的翻译。

    《文化广场》:她丈夫特德·休斯在诗集序言中说,普拉斯作为一个诗人,演变得非常快,经历了风格的连续蜕变。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她似乎都蜕掉一种风格。她第一本诗集的书名就换了五六回,你在翻译过程中感觉到这种跳跃性吗?翻译的难度在哪里?

    冯冬:一个诗人能拥有的只有风格,一种非尘世的稀薄的东西,就算她不断蜕变、突破、跳跃、返回,她也是在形成属于自己的独一的表达方式,风格的代价就是不断的死亡。普拉斯是个多变的人,她是诗歌抛出的一枚骰子,她不断否定自己,在自己体内为新的诗句腾挪空间。所以在翻译中,得不断跟上她的否定的否定,这对译者的变速能力提出要求——这有点像应付目前的气候。我的右手寻求精确的同时,我的左手还要完成致命的一击,这对语言的方向感提出挑战,因为你对付的不是一个意象,一种表达,而是整个意象与表达的庞大系统,以及这个系统晃动、分解、崩裂的整个过程。

    一个可怕的、真诚的声音

    《文化广场》:普拉斯说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在精神病院特殊的、隐私的、禁忌的主题令她大感兴趣,事实上她走得更远。她也喜欢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抒写她经历过精神崩溃的母亲的经历,她的专业性、感情的、心理的深度。她的诗也是这种路子,死亡几乎如影随形,不时出场,读了有种压抑之感,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冯冬:普拉斯(以及保罗·策兰,洛威尔与塞克斯顿离她还有一段距离)不是可以直接“喜欢”的诗人,如果从佛的意义上去理解“喜欢”这个词,那么她和策兰都不“完满”,携带着我称之为异生色受,一种创伤感知力,这使诗歌作品冲积为与“美”的一般尺度相对待的生存断面。从写作上说,异生色受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天赋,只在极少诗人中破析而出,他们写到了心识极为晦暗——却清晰可辨——的地方,也就是先验统觉无法到达的地方。人类的黑夜性将在更多的诗歌书写中被触及和回避,伴随各自主体意识的起伏。普拉斯触摸了诗最为锋利的一面并在那里逗留,那些拧绞和黑夜。压抑,是的,不如说忍耐,为了让另一些属于诗人自身的东西破土而出。普拉斯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未来的声音,一个可怕的真诚的声音。

    被现代出版体制造就并毁灭

    《文化广场》:她在诗《爹爹》里谈到二战时的集中营达豪和奥斯威辛,还有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普拉斯自称是美国人但有德国和奥地利背景,她说自己是一个挺政治化的人,她诗歌的政治色彩强吗?

    冯冬: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政治”,好像我们拥有的还不够,还要到诗里去寻找!你读原文的话,就能听到她诗里回响的德语语音,顿挫、尖利的气流摩擦。她在诗里使用德语并非偶然,在精神上,她有时把自己看做被迫害的犹太人,被什么迫害?父亲?从精神分析我们得知父亲只是一个隐喻,丈夫也是。上帝保佑父亲!如果不是因为诗歌,因为诗歌而起伏、翻滚、灼热化的感知,直到一切达到沸点,变得难以忍受,包括诗歌自身。这是一场针对诗歌的政治,为了将自己放在还能继续写作、出版的那个位置上。我把普拉斯视为第一个被现代出版体制——投稿、竞赛、发表、出版、焦虑、名誉——所直接造就并引致毁灭的诗人。

    《文化广场》:普拉斯称“我的诗直接来自我感官与情感的经验”,但这种经验绝不狭窄,反而与更大的事件相关。可她被封为“自白派”的代表诗人,是读者误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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