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在头脑中将你妄自描摹。) 我其实还不如爱上一只雷鸟; 它们至少还会归来,当春天再度来临的时候。 我闭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想我在头脑中将你妄自描摹。) 那年夏天,《哈泼杂志》为她的三首诗支付了100美元的稿费,西尔维娅欣喜地把这说成是“第一笔职业收入”。对这一切成就,她后来写道,“总之,这一系列创作上的、社会的和财政上的成功使我感觉仿佛被高高地托将了起来似的。” 关于她希冀要写作的《钟罩》,在事后她曾经这样写道,“看来似乎越来越肤浅而做作的时尚杂志世界带来压力,回到波士顿郊区的世界一片死气沉沉。这样,她(埃丝特·格林伍德)人性中的裂痕——这些裂痕本来是被勉强地粘合在一起——由于纽约周围的压力而令人惊讶地扩大了。她对于周围世界——她自己的和邻居的空虚的家庭生活——的扭曲的看法在她看来似乎是唯一正确的对世界的看法。” 嗣后,普拉斯精神崩溃,不得不住进医院,进行心理和电震治疗。她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那是一段黑暗、绝望、失望的象征性的死亡和令人麻木不仁的电震的时光,这么的黑暗,只有人类心灵的炼狱可以与之相比,然后便是缓慢的再生的痛苦和心理的复活。” 病愈后,她回到了史密斯学院,继续学业,正如她自己说的,她重又征服了“那将我摔下来的野马”。第二年夏初,她写道,“重新恢复精神的一学期结束了,如果说比去年的成绩较少一些令人惊异的炫耀的成分,但也相当地扎实。”在下一个学年,她又发表了一些诗歌,赢得了奖金,完成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双重性的论文。1955年,她以最优成绩从史密斯学院毕业,获得富布赖特奖金,在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继续进修英语。在剑桥,她遇见了英国诗人特德-休斯,并于1956年6月16日结婚。1957年春季,他们举家移居美国,普拉斯到史密斯学院任教。后来,全家又搬回英国。夫妇之间发生不和,便分居。普拉斯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工作。1963年2月11日上午,她打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可能普拉斯在1957年返美时在行箧中已有《钟罩》的稿本,只是因为日后集中精力研究诗歌和教学,无暇顾及而已。1961年5月,她申请尤金·F.萨克斯顿奖金,“为了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她正在“写一部关于一个女大学生如何走向精神崩溃的小说,小说已完成三分之一。”她写道: “我向往写这部小说已经十年了,但总写不成。然而,在一次与纽约出版商商量在美国出版诗集时,堤坝陡然间决开,我一晚上未能入寐,创作的激情一下子攫住了我……一发而不可止。” 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她把《钟罩》“看成是一部自传性的习作,我不得不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以将我从往昔中释放出来”。 她妈妈奥勒丽娅·普拉斯在1970年给纽约哈泼与洛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回顾了普拉斯对她谈及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我记得她曾对我说,‘我所做的就是把我生活中经历过的事件凑在一起,赋之于小说化色彩——那无异于一只开水壶,但是我想小说将向人们揭示一个人在经受精神崩溃时是多么孤独……我已竭尽全力来描述我的世界和这世界里的人们,像是从钟罩的扭曲的透镜里所观察到的那样来描述。 正如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在评价普拉斯时指出的:“在她一生最后几个月……西尔维娅·普拉斯显示出了她的本来的气质,充满幻想的、崭新的、纤巧地创造出来的气质——几乎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女人,更不再是一位‘女诗人’,而是一个超现实的、有催眠性的、伟大的古典女英雄。……她的声音时而冷峻地幽默、睿智,时而辛辣,时而充满幻想,赋之以少女的多情的魅力,时而陷于妖妇的叽叽喳喳……”他称她的作品是“一部发烧的自传”。 《钟罩》是自传性的,小说主人公埃丝特·格林伍德就是普拉斯的化身。它描述了“静寂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美国一个女大学生的生活、爱情和绝望。在普拉斯笔下,埃丝特的人生就是一个与虚伪抗争的人生,她与情人威拉德抗争着,与威拉德夫人抗争着,甚至与母亲抗争着,虽然她生活的范围很狭窄,但她抗争的这种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美国社会中虚伪的势力太强大了,她这个弱小的女子不得不陷于精神崩溃的困境。美国社会的现实使普拉斯觉得世界不过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钟罩”:“我周围充斥着钟罩里的腐气,一点儿也动弹不得。”“因为不管我坐在哪儿——在船甲板上也好或者巴黎、曼谷大街的咖啡馆也好——我都是坐在同一个玻璃钟罩下面,在我自己吐出来的酸腐的空气中煎熬。”美国社会这一钟罩给埃丝特一种压抑感,一种绝望感,一种恐惧感。“对于笼罩在钟罩里的那个人,那个茫然的、像死婴一般停止的人,这世界本身就是一场噩梦。” 这是一部关于美国女大学生——“被标签化了的(也是被误解的)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的书,这是一位美国著名女诗人描述自己人生的书,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绝望、压抑、空虚和痛苦。虽然社会图景并不像《嘉莉妹妹》那样壮阔,但主题是一样的:虚伪的社会对人性,特别是女性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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