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史，从亚当·斯密开始，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都在孜孜求解经济增长的秘密。从最初强调资本积累作用，到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再到强调技术创新，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扮演关键性角色，从理论研究到国别实证，成果颇丰，常有相互否定的现象，特别是用国别研究否认一般性理论。这也是造成“例外论”与“普适论”无法调和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irik，2007)曾经试图进行一种综合——这种综合或许能够填补“例外论”与“普适论”在方法论上的鸿沟。在他看来，一方面，“第一等级的经济学原理”，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导向的激励制度、稳健货币、财政支付能力等”，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还没有哪个经济体在不遵循上述健康经济治理原则的情况下出现快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一个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都不存在“例外”，或者说，这些基本原则是“普适”的。但“新古典经济分析的灵活性比其政策领域的实践者一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相同的经济理论，并不对应惟一的政策组合。”相反，“改革者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根据当地的约束条件和充分把握当地的机会，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制度设计之中”。在这点上，罗德里克特别强调“本土知识”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贴近当地实际的政策组合，才是决定一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在不同国家呈现出千差万别。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一个成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又都是“例外”。因为“恰当的增长政策总是因地制宜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仅就破解中国经济超常增长之谜而言，“例外论”者与“普适论”者大可不必相互否定。“例外论”者可能讨论的是政策组合构成的制度安排，“这并非因为经济学在不同条件下作用不同，而是因为家庭、企业、投资者所处的环境以及由此所提供的机会和约束不同”。而“普适论者”更多讨论的是构成经济快速增长的所谓“元理论”部分。而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全部秘密，可能恰就是“例外论者”所强调的具有中国特色、甚至是“非正统”的经济政治制度安排，体现并释放了“普适论”者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元理论”要求。

    但不能因此而“和稀泥”。正如罗德里克所强调的，因地制宜的政策安排远比清楚经济学理论重要得多。也因此，最需要警惕的，是持“普适论”观点的“黑板经济学家”的“自大”。他严厉批评，“许多经济学家根据简单的经验法则提供咨询而全然不顾经济社会背景的做法(私有化这个、自由化那个)，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的正确应用，而是对这些原理的肆意糟蹋”。而决策者也应该“对于那种普适性、最优做法式的改革药方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所以，就价值判断层面，无论如何，我更倾向于“例外论”者。尤其是象史正富先生，作为企业家，他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超常发展的参与者与亲历者；作为学者，又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超常发展的观察者与思考者；所以，这部“贴近地面飞行”的著作中所讲的“中国故事”，其可信度肯定高于一直限于纸面上谈兵的书斋经济学家。

四
    本书关注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维系中国经济未来超常增长？

    经历经了三十多年的超常增长后，今后的中国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进出口总值也已在去年年底首超美国列世界第一。但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三十多年超常增长也累积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矛盾。在我看来，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体现在阶层之间的分配性冲突；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体现在经济快速扩张受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制约；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矛盾，体现在在位大国和周边国家对一个强力崛起中的大国的焦虑甚至敌视。这些巨大矛盾当下已经由潜在浮出水面，构成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威胁。

    实际上，学界围绕如何以改革来继续维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讨论已近白热化。这其中，“例外论者”与“普适论者”给出的答案几乎是相反。

    在以本书为代表的“例外论者”看来，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已经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经济体制，并且“这个体制已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市场经济新类型”。未来要维系中国经济超常增长，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诉诸行政体制改革、通过政府部门的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来继续完善它”。但方向仍然是保持和改善政府主导宏观经济发展的能力，“而不是进一步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