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记得有人说过:绝大多数书评人，无非是借别人的著作，浇自己思想的块垒。

    在我看来，《超常增长》的推出以及围绕这部著作的讨论，其意义除了著作本身的观点贡献外，更在于有可能重新激发起了学界对“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前景问题的知识关切，又一次提供了细致梳理此前关于“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前景”讨论得失的机会。尤其是在执政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盘托出了中国未来改革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之际，应该是格外有意义。

一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超常增长》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梳理的，关于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超常增长之因，国内外经济学家都有各自的见解。从林毅夫等人(2012)的比较优势战略，到钱颖一等人(2003)的M型结构理论，再到张五常(2009)的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分层合约制等等，林林总总，莫衷一是。但极而言之，涉及到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超常增长，到底是世界经济的“例外”，还是遵循了是大国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

    必须提到另外一场争论:即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与《超常增长》一书的交集都在于“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

    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模式论”的倡导者(国内如黄平，2006;胡鞍钢，2009，2010，2013;王绍光，2009，2011……国际上如乔舒亚·库珀，2010;马丁·雅克，2010……)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在这些学者的眼中，中国经济超常增长不仅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例外”，而且也非一般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能解释。更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探索出了一个富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模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可供非西方国家借鉴与模仿的最新典范”，如果对此加以进一步提炼与总结，可能发展起新的理论，以充实目前的主流经济学。

    当然有更多的是“中国模式”与“中国例外”论的反对者。在他们(如吴敬琏，2011;许纪霖，2010;陈志武，2010……)看来，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超常增长，恰恰是因为抛弃了传统计划经济，回归到人类社

    会主流。中国的成就，只是“证明了自由促进发展。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间越多，经济活力就越大”，“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加上市场经济和法治，这是人类的模式”。所以，中国经济超常增长不仅不是什么“例外”，反而进一步证明了经济学规律的“普适性”。

    作为国际范围内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大师，持“普适论”观点的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2011)在中国国内有诸多拥护者。安德森认为，中国经济的超速增长，是因为做对了四件事:农村实行了承包制、开始了大规模的轻工业生产出口、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了重工业问题、放开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住宅市场。四件事的共同之处，就是建立市场机制。而建立市场机制，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项核心内容。他还提出，“华盛顿共识”还包括建立更严格的信贷控制、反补贴、减少贸易限制等，而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所做的工作。因此，所谓“中国模式”成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梳，从价值判断层面看，还有两种“例外论”与“普适论”者。

    一般“中国例外论”者，对“中国模式”是持赞同态度;但有一种“中国例外论”者——可称为“例外的‘例外论’者”(如秦晖，2010)，承认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种“例外”，但认为这种“例外”是以劳动者“更低的自由”与“更低的福利”作为代价。与此类似还有一种更极端的观点，他们(如王毅，2011)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自秦制以来就有，这套传统包括政府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市场的严密控制等等。

    与此对应，一般“普适论”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采取了自由市场、明晰产权等西方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但也有一种“普适论”者——可称为“少数派‘普适论’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制度安排不是独特的，而是误入了某些失败国家通常的“陷阱”。在他们(如黄亚生，2010)看来，中国今天所做的无非是当年拉美国家做过的事:政府利用它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施行高税收政策，然后将资金投向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施行“强迫工业化”，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价格去征收土地;在经济中占据“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和战略行业，在比如银行、能源、钢铁等行业施行国有化。其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超快，但收入分配迅速恶化，失地农民沦落为城市贫民，社会动荡，迫使政策不得不趋向民粹化，造成“失去的十年”。因此，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预言，如果不尽快进行根本性调整，中国的超常增长行将结束。

    一般的“例外论”者与“普适论”，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认为中国已经在正确的道路上或至少正朝着正确的路上走，而“例外的‘例外论’者”和“少数派‘普适论’者”，却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做的事都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