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留意到，《超常增长》作者史正富先生此前参与了这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这部著作延续了他此前的一贯观点。这种观点无疑属于“中国例外论”。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超常增长，是因为“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新的经济制度类型”。

    但在“中国例外论”之下，作者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与创新。

    首先，对竞争性地方政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框架的拓展。关于中国竞争性地方政府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探究，较早始于奥伊让(Jean Oi，1989)和白苏珊(Susan H. Whiting，1997)等人。在一篇分析中国增长文献中，前者就提出“地方政府公司理论(Localstate Corporatism“)”(有人翻译为地方法团主义)这一概念;后者则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企业家(Politicalentrepreneur)”概念，以描状追求经济增长的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发展起一系列研究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关系的文献。《超常增长》一书独特之处在于:它将竞争性地方政府与战略性中央政府以及竞争性企业系统联接在一起，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运行机理，从而构建起一个三维架构的完整分析框架。在这个大框架下，不仅仅竞争性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造就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而且还有中央政府在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基础上平衡发展与稳定、抓住机遇有效吸纳国际超常购买力来营造大环境，兼有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才合力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其次，对中国三维制度架构下经济增长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揭示。从亚当·斯密开始，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把市场扩张作为经济不断增长的基本条件。换言之，如果市场范围狭窄，产能无法消化，分工受到限制，一国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超常增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维架构制度，一方面为资本投资提供了足够激励，但国内低工资、低消费占比以及低的内需市场，无法消化资本超常投资累积起的巨大产能。这显然构成一对矛盾。而矛盾的解决，就是战略性中央政府抓住时机不断扩大开放，利用了美国超发货币形成的超常国际购买力，从而完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循环。这一思路与晚近由克鲁格曼以及罗德里克(Dani Rodirik)等人强调的“增长—制度—全球化”框架一致，也是此前只关注制度特征的其他“中国例外论”者所缺乏的。

    第三，对竞争性地方政府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的详细分析。包括提出或赞成所谓“北京共识”在内的“中国例外论”者一般认为，中国晚近三十多年经济政治体制之所以促进了经济超速发展，是因为既维护了其政治上的威权特征，同时又引入经济上的市场竞争。不少学者还提出，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能够正确地制定和成功地执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经济实现赶超的真正秘密。这种宏观分析框架固然简洁，符合“奥卡姆剃刀”原则，但其缺陷在于与微观经济运行的距离过远。与此不同的是，在本书中，作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认为竞争性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在于:给资本更高激励、更低的交易费用以及更高的行政效率。具体而又令人信服。

    最后，著作完整归纳了中国的制度特征及其比较优势。书中认为，与西方常规经济制度相比较，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特征由四大支柱支撑: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形成国有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地位;中央与地方分级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形成的复合型国家理财体系;以及超越短期宏观调控的国家发展管理。作者进而提出，“理解它的内在张力和演进趋势，必须打破由新古典经济学所制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神话，用实际存在的、而不是教科书上的西方市场经济，与中国现行经济制度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和评价”。这无疑是最典型的“例外论”。

三
    《超常增长》一著，作为“例外论”的代表性著作，同样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即使作用再大，但如果不是改革造就竞争性市场以及给资本以更高激励，中国经济能维持超常增长吗？实际上，正如吴敬琏等人(1986)很早就研究过的，建国以来1958、1970以及1980年的行政性分权，都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可能性；但只有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这种竞争才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实质性作用。从更带根本性的经济增长理论看，剥开制度分析部分，《超常增长》立论的基础，仍然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即劳动资本比率决定均衡产出水平。“三维构架”最大的优势，无非就是为资本投资提供超常激励，从而快速提高了资本积累率，推动经济超常增长。从这点上看，著作中实际上通过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制度分析的融合，超越了简单的“中国例外论”，同时也制造了过于强调“例外论”带来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