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适论者”所持观点正好相反。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承认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超常增长并且经济体制上有进步与改善，“都是因为拥抱普适价值的结果”；而中国经济三十多年增长所累积的主要问题，恰是因为还残存着的“中国特色”：包括政府和国企在内的“国家部门(State section)”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在主导经济。他们称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经济体制，“它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因素”。要继续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当然是通过缩小政府权力、实现国企私有化来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

    有意思的是，“例外论者”认为，中国已经开出新路，应继续沿此前进；而“普适论者”却说，那条所谓新路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必须走真正的新路；而“普适论者”所讲的新路，在“例外论者”那里，不过是西方走了三百多年、且目前正风雨飘摇穷途末路的老路。

    与一般“例外论者”又有不同的是，《超常增长》提出了一个真正算得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方案：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超常购买力行将消失之后，除通过常规的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来实现常规增长之外，还要通过设立综合性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投资于生态建设、国土整治、能源资源、人力资本甚至国防等国家长期发展及人民长期福祉所必需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培植起国内超常购买力，来弥补国际超常购买力消失后留下的空间，以继续实现超常增长。

    有必要再次申言：总体上，我是倾向于“例外论者”。从一般理论上看，政府的功能是作为大规模匿名交易中的充当垄断暴力的保证契约能被强制执行的“第三方”。所以，地域越宽广、发展差异越大、不同民族越多、利益主体越多元化的国家，政府就必须越强大。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一部中国历史也表明，凡是政府强大的时候，往往是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而政府越软弱涣散之时，除了有利于思想者与诗人，往往是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之时，所以才有“国家不幸诗人幸”之说。

    但强大的政府仍然必须是目标定位为“天下苍生”即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即一个真正的“中性政府”。这可能是我与史先生以及一般“例外论者”不同的地方。

    有学者(如姚洋，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即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而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正如我在多篇文章中反复指出的，把中心关切指向经济增长的政府，必然是“亲资本”政府。而这一点，不但此前能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找得到支撑，且这回再次从《超常增长》一书中得到确认：在主流经济学家批评甚至痛斥政府给民间资本设置各种障碍的时候，这本书替政府讲了公道话：再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比中国地方政府对资本如此亲近的了!

    “亲资本”的结果固然造就了中国经济因资本超常投资率带来的超常增长率，但是，因其给资本以更高的激励，给资本要素所有者以“超国民待遇”，导致政府职能异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当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支柱性产业，当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最方便快捷的“钱袋子”时，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一起，自然而然结成了“神圣同盟”。政府“亲资本”倾向更是有新发展：各地发生的强拆，就是权力为资本开道的赤祼祼行径!一位改革型官员仇和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政府应该做好投资家的帮办!这非常生动地表达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各级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亲资本”的政府必然会一定程度上忽视劳动者利益及全社会平衡。投资者可以在地方政府那里一路绿灯，但一个北漂小伙子为办一个护照返乡6次还没有结果。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某外资企业长期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中方劳工工资上限，引发劳工不满并采取罢工行为。在外企答应提高劳工待遇情况下，地方政府出面干预，认为这家外企单方提高职工待遇行为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因劳工工资标准普遍提高抬高企业成本，“恶化”投资环境。应该说，我国劳动力工资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近些年一直下降，与此有很大关系。“亲资本”还导致政府官员与资本要素所有者之间相互“利益输送”。因为政府官员在用“看得见的手”推动“看不见的手”，用公权利去吸引与撬动资本，因此，腐败的发生当然也就无可避免。这也再度恶化了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