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就这届青创会主体———70后、80后的个体素质、精神表征来看，与我所认识并接触过的知青一代、60后中的一些优秀作家、批评家相比较，他们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涉猎，也相当愿意分享自己的现实认知。可是，回味再三，到底缺一样根本的东西，那就是读书很多，但不杂，都是文学作品或文学刊物；创作方法仿佛多样多元，但归根结底诸多方法都统摄于一个文体———我姑且称之为文学的“近亲繁殖”。写什么，就读什么；崇拜谁，就读谁的作品；在什么地方生活，就写什么地方的文化特色；什么流派更容易获大奖，就追慕什么流派。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便蜕变成一般的读书人，一般的读书人则变异成了匠人或投机分子。这意味着，他们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基本阙如，“现代性”思想训练基本缺席。
　　参会者平均年龄只有35.5岁，支撑把这届青创会青年作家锁定在40岁以内的一个文学史成功案例是，鲁迅37岁已有了《狂人日记》；郭沫若才28岁便铸成了杰作《女神》；巴金27岁有了《家》；老舍38岁发表了《骆驼祥子》；曹禺则更小，经典《雷雨》成于23岁的青春年华。
　　“五四”一代作家，成长于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替的时代风云之间，他们之中还未被指出的，其实不止是文学方面的惊人收获，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通才”的多重身份。
　　但是，很不能令人兴奋的一个现场感觉是，今天平均年龄在35.5岁的青年作家、批评家，我却没能在他们准备多日写就的发言稿中听出、读出“五四”同龄人的气象来；另外，走出会议特有氛围，我也努力从记忆库存里调动了一些平时的阅读印象，单就获过大奖的某些代表作品来说，它们也不能很快让我说出这些作品突出于其他人文表达的地方来。相反，听到和感到最多的是，油腔滑调、插科打诨，和自恋狂妄、目中无人，以及张口闭口精致、技巧、成功、秘诀和经验的私密性等等。即便进一步挖掘文稿中的微言大义，也只不过是关于如何“日常”、如何“幸福”，怎么能“消费”得更快和快速地获得“快乐”等较一般的叙述形象。至于现在我们所遭遇的真正的文化危机、身份危机，以及我们的感知与现有社会语境、制度秩序之间的“错位感”的那种超越于一般个体道德伦理平均水平的想象，则更是寥寥。
　　我所感知到的“冲突”，如果具有普遍性，那么，我宁愿相信来自多方面的观念碰撞，其实是重新调整思路，以此为契机，进行新一轮真正远征的起点。积极的冲突，只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前方的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届青创会的确给了我太多的令人忧思的“震惊”，我作为其中一分子，这篇“备忘”之用的感言，也首先是我的一次自我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