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是。他在信里说很感激你替我们，替中国人说了一些应该说的话。
　　曹可凡：在这之前，您跟胡风先生有过交集吗？
　　白桦：1953年当时去朝鲜战场，总政治部和作家协会联合派了一个作家代表团，我也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年纪最大的就是胡风，年纪最轻的就是我。
　　曹可凡：上个世纪80年代初，是不是也是除夕之夜，音乐家傅聪先生，有一天在音乐会结束以后，上您家喝酒，然后一直聊到第二天的清晨，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白桦：对。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他每次到上海，我都要见一次面。当时我们溧阳路条件很差的，像这么寒冷的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我们俩人在那儿喝茅台，当时的茅台并不贵，我们两人在那儿喝茅台，基本上喝到天亮。谈了些什么呢？除了谈他的音乐以外，主要是谈他离开祖国以后的一些心情。当时我也很好奇，因为作为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离开，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可能是优越地生活，他是有名的音乐家，其实他说不是，他说我过得很忧郁很痛苦，主要的是文化的隔膜。他说，比如说我，应该说年纪又轻，又搞西洋音乐，又是佼佼者，在他们眼睛当中也是可以进入他们主流社会的，但是我自己很孤独。他说，比如说，我在中国可以用中国的俗语、俚语、成语来说话，那种沟通是非常非常愉快的，而且我会想到故乡的一切，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很深情的，他主要谈了这些东西，深情地谈了他自己的一些在海外的思想历程，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很有意思。
　　曹可凡：上个世纪的80年代，您写了一些对当时来说很有影响的作品，就是说《曙光》也好，《今夜星光灿烂》也好，都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后才和观众见面，让你承受了非常巨大的人生压力，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头，你内心有没有觉得有孤独感？
　　白桦：这一点我可能出乎别人的意料之外，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1981年，我突然之间，一天早上听到批判这个，虽然我听见了，但是我不相信。后来很快我就收到了许许多多电报，当时最快的东西就是电报，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当时我们军区的收发室也很奇怪，就不断地给我送这个电报，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比较安定了，理解我的人还是有的。
　　曹可凡：我觉得当时其实可以说这种质疑声是此起彼伏，特别是艾青先生，前后态度完全的不同，会不会你感到很惊讶？
　　白桦：我当时也不惊讶，我觉得他们是被扭曲了，我真是能谅解他们，因为他们的真情我见过，就是他在我面前说了一些什么话，包括曹禺先生、艾青先生对我怎么讲的，我都知道。
　　曹可凡：曹禺先生跟您怎么讲的？
　　白桦：他没有正面地讲这件事情，他就是说，我们以后不会为这些事情再去表态，再去做什么事情，就可以不要说话，他说到这样很吻合的一种意思。
　　曹可凡：那艾青先生跟您说什么，据说他在跟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甚至非常情绪化，都掉下了眼泪？
　　白桦：是的，因为他问我说你在武汉生活得怎么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生活得怎么样，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我说我有一天接到门卫的电话，说有一个大学生要来见你，我说就不见了谢谢他，那个值班军官就说他非要进来不可，他可以不说话，我说不说话不可能的，他说可能，结果他让我接电话，我接电话他说我可能的，我可能一句话也不讲，那我就说，那你就进来吧，进来以后，他就拿了一个东西，用一个布包住那个东西，放在我的桌子上，扭头就走，真的一句话也没有说。当时我就把那个东西，那块布掀开一看是一块石头，当时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要坚强起来。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艾青，艾青当时老泪横流。
　　曹可凡：即便在那样的一个时候，像巴金先生，像吴祖光先生，还是用不同的方式，对您表示了支持和慰问？
　　白桦：对，那个特别是巴金先生和祖光，祖光就是在这么大的会议上，这么多领导人在场，他就可以说，他说这部电影我看了，他不仅不是不爱国的作品，他是温柔敦厚，他说我可以说四个字，温柔敦厚，他给这个作品下了结论是温柔敦厚。
　　曹可凡：巴金先生跟您说一点什么？
　　白桦：他说像这样的，那个时候我还是中年，像白桦这种中年作家，是有才能的，应该比较宽厚一些，像类似这样的，他都是非常非常珍惜他的后辈。
　　【VCR】
　　【多少年的风风雨雨，有一个人始终陪在白桦身边不离不弃，那就是白桦的妻子王蓓。王蓓在与白桦相识之初，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了。她在《乌鸦与麻雀》中的表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白桦牵手后，她不仅从事演艺生涯，业余还进行文学创作。改革开放后，她与丈夫共同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曙光》等，均被摄成影片，多年来相濡以沫的默契，大概只有老两口自己才是最清楚的。虽然王蓓老师健康状况大不如前，许多过往的记忆也早已模糊，但只要说起亲近的人、说起电影，仍禁不住泪眼婆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