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杨铭宇来说，约写和推荐书评是他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虽然没有硬性指标，但作为出版社而言，书评量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作品受关注的程度，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多多益善”。而另一家民营出版社的小陈则有些苦不堪言——由于民营出版社出书量少，影响力较弱，书评被领导作为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当下所畅销的某悬疑类作品而言，在这家出版社，新书的责任编辑在书上市后的一个月内必须发表至少5篇书评，所发表的媒体也有“中央级媒体”、“地域性媒体”、“专业性媒体”等分类，并各自计分值不同，“同样发表一篇书评，‘中央级’可以计入的分值就相对较高，‘地方级’的分值就较低，月底进行统计，并折算成绩效工资的一部分。”如此细致的计分方式，使得编辑在与媒体打交道时多了许多压力。“有时候真觉得自己是在卖书评，媒体录用一篇，我们的工资就多一份保障。与媒体搞好关系对一些编辑来说甚至重要性超过了做书本身，这我觉得是不正常的。”小陈说。而书评本身的质量，却成为了其次，这也令小陈十分困惑：“有些明明质量很高的书评，因为你和媒体编辑的关系不‘铁’，就会拖很久才发，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并非不想推荐优秀的书评，但现在的实际情况似乎有些本末倒置。”
　　杨铭宇表示，一般而言，出版社的新编辑都会习惯从豆瓣等书评人云集的网站来寻找和联系合适的书评人，熟悉情况和掌握人脉资源后，才开始逐渐培养和稳固自己的书评人圈，总体上维持10-20名较为固定的作者圈。“但到后面会发现，其实这个圈子并不大，基本集中在专栏作家、媒体从业人员和高校文科学生中，相互也较为熟悉，就某个领域来说写得特别好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跨界写作和评论的情况较少。”他表示。在当下的形势下，纸媒纷纷缩版，书评版面也被不同程度地削减甚至取消，这对出版社编辑来说恐怕并非好事，但据杨铭宇观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现存的媒体书评提高质量，并试图维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出版社与媒体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助关系，同时媒体为了彰显自己的书评客观，会试图与出版社保持距离，而进行自行约稿和独立书评刊载，但这在时效上有时就没法保障，许多时候书评刊发时，已经过了书籍的热销期。”
　　就国外而言，独立书评的传统由来已久，如创刊已百余年的《纽约时报》书评栏目，除多位专职编辑和特约编辑以外，还拥有众多顶尖学者型记者作为书评写作的后备资源。在他们的书评创作过程中，会由试读编辑进行大量阅读后开会讨论，进行初步遴选，后将书选交给适合的书评作者，进行进一步阅读和写作，最大范围内保证好作品不被遗漏。而对书评人的选择，则以“公正而不沉闷”为原则，既要让书评文章具有可读性，书评人和被评作者之间又要互不关联，不仅为了抵制相互吹捧的情况，更怕因为利益纠葛而相互诋毁。在《华盛顿邮报》，就曾经有书评人对作品因为个人因素进行诋毁，而栏目编辑未能察觉这点，最后导致书评栏目致歉的事件。这样的机制固然值得学习，但对于如今书评版面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只有少数一、二人负责编辑的大多数国内媒体来说，基本可望而不可及。
　　小陈表示，由出版社牵头进行的约稿，如果最终没能发表或者没有稿费，都会由出版社给予一定的稿费补贴或以书代稿费，书评人与出版社之间始终会存在一定利益关系。“大家一直在倡导独立书评，但事实上，国内书评人独立地发掘好书的能力较弱，一年那么多出版社出新书，作为私人而言，书评人自己购买的书毕竟是少数，很少能够进行全面、系统的阅读和判断。”他说，“出版社赠书、书评人进行相应阅读和写作的模式已经运行了很多年，这也使得大部分书评人在评论时抹不开面子，总不能人家送你书，你还在文章里大肆批评吧？”杨铭宇也表示，无论是出版社的约稿，还是媒体刊载，总体而言批评性的书评较为少见。“不说吹捧，至少在立场上，大多数书评人会自然地倾向于写作品的优点。即使是写缺点、提建议，也基本上是好坏参半，不太会就作品进行全盘性的否定。”而在读者小刘看来，书评之所以在媒体较为弱势，很大部分原因就是源自这种天然的倾向性。“即使不是出版社所约的稿子，在媒体上出现整体负面的书评也很少，不知道是不是媒体也怕真的得罪出版社。所以偶尔看到批评、争论，第一反应不是叫好，而是疑惑这会不会是媒体和出版社的联合炒作？大量真真假假的信息，已经让身为读者的我们一头雾水来了。”他对此颇感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