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我而言，这次见面中最奇妙的事情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根本就是个恶棍，腐败渎职、寡廉鲜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是一个搜括的高手，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他是个虚伪、残忍、报复心强、行贿受贿的人，中国沦落到他所悲叹的地步，他本人也难辞其咎。然而，当他拿起一只青色小花瓶时，他的手指微曲，带着一种迷人的温情，忧郁的目光仿佛在轻轻地抚摸，他的双唇微微张开，似乎发出一声充满欲望的叹息。

    当然，由于他对英国同胞的性格更加熟悉，也就形神毕肖地描画出一幅幅讽刺性肖像来。那位有“社会主义者”之称的亨德森，初来中国时不忍心坐黄包车，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因为黄包车夫也是人，一个兄弟，但他骨子里有着种族歧视，“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他因车夫错过了拐弯而勃然大怒，高声咒骂之间还往车夫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位斯特韦尔德先生形象威严、关切荣誉，但每当他年轻的太太新找了个情人，他就要求岳父母给他足够的一笔线，以补偿他名声和荣誉受到的伤害。毛姆说，“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已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但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富翁。”
    毛姆是个人性的观察者和批判者，但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他描写那些常年累月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挑着重担的苦力，不再是悠然地欣赏这样的图景，因为“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他引了庄子一段话并感叹：“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中国人的劳苦、坚韧，与自然和生活的艰难抗争让毛姆为之震撼和感动，他描写弓着腰拉纤和在码头扛大包的苦力：

    他们都赤着脚，光着上身；他们汗流满面；他们的号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绝望的叹息，是揪心的呼喊。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的苦海中的、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

    这决不是文人的娇情，而是深挚的情怀，至今读来仍为之动容。
    毛姆说他希望《在中国屏风上》一书可以给英国读者提供他所看到的中国的一幅真实生动的图画，有助于他们自己对中国的想象。其实，毛姆描绘的这一幅真实生动的图画，也有助于今天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的想象，因为这样的一个中国多少也是屏风上的景象了。
    《在中国屏风上》上世纪四十年代已有中译，但不知是否是全译，八十年代中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新译本，不过读后觉得不甚理想，当然，理想的译本也许只是一种理想。我的这个译本多半也是一个“背叛者”，但还是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感谢钱林森教授三年来的苦心与付出，使它虽有波折但最终得以出版，这应了一句话：“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2006年3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