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

    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不算是深刻的中国观察，毕竟，他于1919年至1920年顺长江溯游而上的游历只有几个月的光景，对于中国这个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多么深邃的认知。毛姆很知趣地将自己的这一系列游历文章命名为“在中国屏风上”，就意味着他知晓自己的“他者”眼光，以及不可避免的书写平面化，但他肯记录这五十多则短章，表明他对自己游历的这片异域土地的浓厚兴趣和关注，而且是以一种善意的姿态。对现时的中国读者而言，读一位名家对近百年前中国的素描式书写，既是借助他者的视域看那一段历史中的中国，更可体味这一扇中国屏风为何会呈现如此的形态。

    毛姆本是一位小说家，但《在中国屏风上》一书却是一组速写，“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我从中发现了一种新鲜感，那些文字是在我记忆鲜活的时候记下来的，而如果我将它们精心加工成一个故事，这种感觉就会不复存在”。毛姆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也说明他对自己作家身份的尊重，他不是一个肤浅懵懂的游客，也不是趾高气扬的殖民者，而是好奇的、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于是，在他的眼中与笔下，不仅有“巨大、雄伟、令人敬畏的中国长城”，奔流不息的长江，变化多端的山川景物，更有辛苦劳作的苦力，幽静的鸦片烟馆，凋敝破败的山城，以及通晓中西文化却扎着一根长辫子的中国学者，有良好的鉴赏力同时贪污巨万的内阁官员，研究比较文学、视野却颇为狭窄的大学教授。

    在毛姆的速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形象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的交织，毛姆眼中的中国与想像中的中国并行不悖，奇异地共存共生。如在街市上，“一匹毛色光洁的骡子，拉着一辆北京来的轿车缓缓而行”，对本地人看来无甚新鲜，但在毛姆的遐想中，车中坐的或许是一要去拜访友人的饱学之士，要与友人“共同追忆那一去不返的唐宋盛世”，或许是一位歌女去赴宴，“与那些风流倜傥的公子哥们雅致地酬答”，“北京轿车似乎载着所有东方的神秘，消失在渐浓的夜色中”。如此的中国形象显然并非仅仅是毛姆一时一地所见可构筑，而是西方在过往的几个世纪中对中国的文化想像的微妙折射。神秘、异域风情、有着辉煌文明等标签，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毛姆看中国的眼光，在寻常可见的事物之上加诸遥远的文化传统的印记。

    但毛姆所游历的上世纪初中国现实的凋敝与残酷，不可能为一个忠实的记录者所忽略。毛姆沿江而上，看到拉船的纤夫们的艰苦，他们在举步维艰中发出号子，“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他路过的山城，“街上是苦力与轿夫粗哑的喊声；还有乞丐纠缠不休的哀诉，他们肢体残废，生着恶疾，衣衫褴褛，真是一幅人类的讽刺性漫画”。有着人道主义关怀思想的毛姆记录下了所闻所见，大约那个想像中的神秘古国与眼前的残酷碎片之错织，使其内心充满了迷惑，由此生出另一种误读。如他参观鸦片烟馆，认为“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那里享受安逸的时光”。这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想像的错位，停留于表象，无法深入肌理。但我们也可以体会出，毛姆的书写尽管时有谬误，但仍是善意的，算不上到位，却是尽力理解，并映射出他对这个东方古国残留文明及教化小心翼翼的捕捉。

    毛姆在书中也将相当的篇幅给了在华的英国同胞们，而且并未吝惜其讽刺的笔墨，活生生勾勒出那种种嘴脸来。如骄傲于在中国生活五年却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的商行大班，自信屋子里没有一件中国货的洋行老板，声称关怀劳苦大众的大人物毫不犹豫地猛踢车夫，愤怒于英国女人嫁给中国人的领事，靠妻子出轨收取岳父补偿金致富的精明商人等等，可以说，这是“中国屏风”的另一面，与中国的风土故事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在他者的视域中，叙事如何生成，及与自我的镜像如何互补，以获得生活的全貌。

    毛姆的中国叙事已过去近百年，不管是那段遥远的岁月，抑或来自域外的讲述，对我们而言，似是双重的陌生。然而陌生未尝不能带来有益的新奇，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关照他人的眼光，或许能够获得新的视角，以及新的认知。毕竟，即使是平面化的时世掠影，也包含着丰袤的文化意味，供多元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