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教授创意写作专业的布莱恩·卡斯特罗认为，当代写作已经放弃了对精神的坚守，写作对很多人来说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活儿。作家被出版商逼着改造写作，以适应读者和市场的需求。文学成了少部分人的事情，精神成了众矢之的。那些伟大的文学传统正在被遗忘，越来越少的人能感受到它的气息。他提出，文学批评应该站出来发挥作用、施加影响。“批评应该照亮在黑暗中前行的文学创作，批评家应该具有乔治·斯坦纳那样的雄心壮志。”

　　好的文学永远被读者需要，因为它能够表现一个民族富有活力的面貌，传达一个时代生动的情感，呈现多种文化在不同时代的想象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它实现了精神上的沟通与承继。徐小斌以自己为例阐述了对文学精神的理解，她一直在追求纯粹的文学，追求一种混沌复杂多义的美，追求审美、审丑与审智的传统。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消费主义乃至拜金主义大有冻结所有精神探索与想象力的趋势，她觉得自己成了落伍者、失败者并为此感到困惑。她认为，作家应该在精神的炼狱中创造出另一个世界，不管它是否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至少应该符合人类精神的需要。在高度的商业化之后，文学必将返璞归真。

　　与其他学科不同，文学关注的是这个世界上“说不清楚”的部分，是真理和定数之外的地带。它为生活注入情感的温度，使历史不再是一片沙漠。刘震云认为，情感的湿润度对一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作家存在的理由。他认为，文学的思考一定比其他思考方式更能改变、触动人类。透过文学，人们会体验到普世价值和情感，发现两个民族可以贴得那么近，会意识到全人类都面临相似的问题。“如果人类没有了文学，如果历史没有情感的集注，那么这样的历史必将变成沙漠。”

　　在全球视野中认识自我、表达本土经验

　　精神的需要与情感的注入，是文学思考世界和人生的方式。这一方式有许多优长，比如善于发现自我、激赏他者，比如坚持对世界的追问、对生活的敏感以及对人类的同情与爱。文学因此成为了文化包容的途径和佐证。然而人们又开始担忧：这种容量惊人的包容是否会吞噬文学的差异性？经验和表达的趋同是否会湮灭文学的本土性？两国作家在对话中达成了一点共识，即文化的包容是以差异性为基础的，放眼全球才可能更从容地认识自我、表达本土经验。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称得上“迥异”，这种差异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区别。刘震云去德国时问德国朋友，莱茵河有多深，对方想了半天也没有答案，因为河水一年四季深度都不同，今天和明天也不同，所以很难回答。“要是在河南，你问门口的河有多深，老乡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所以说，生活是不包容的，思想是不包容的，而记录人类情感的文学，恰恰是包容的。”他认为，文学首先包容历史，同时还包容时间。比如要了解16世纪的英国，你可以去读莎士比亚，跟随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亨利四世、查理三世、罗密欧与朱丽叶置身其间，感受彼时的生活。

　　语言的复杂多变增强了文学的包容能力，能指和所指在传播中不断变化，使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但语言的这种适应性又会影响文学的本土性表达，保持本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语言的多变之间存在一条模糊的界限。“文学必须解决包容与排除的问题。”尼古拉斯·周思谈到，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澳大利亚文学注重从原住民、亚裔移民、欧美移民的语言文化中吸收借鉴，不断界定、拓展本国文学的空间。当代澳大利亚写作是多样化的，它既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又留存了本土文化特征。但包容和排除的界限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作家们。他认为，这是一个美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最大的挑战，是语言能否包容自然世界，包容人的世界。”

　　对“界限”的思考几乎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而对本土性的强调，其实包含着文化的自尊和对抗意识。对中国文学而言，这一反思始于上世纪80年代，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的引入促使中国作家开始思索自己的小说与本国文化传统间的关系。“大量阅读西方小说，使我们迅速掌握了现代派小说和后现代派小说的技巧，它有助于我们用西方小说的技巧来表达本土性。”李洱谈到，今天文化的趋同性对文化构成了伤害，给人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危机，但这并不能成为固步自封的理由。人们对自身所处现实的认识、对所从事的文学实践的认识，都因为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更加深刻。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使人们看到了文化的差异性，看到了人性的丰富，看到了时代性，只有深刻地感知到这一点，才能够更好地呈现本土经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本土性。本土性不但不意味着保守，反而意味着开放；本土性不是要将传统和外来文化看成是“他者”，而是要把它看成主体性的“自我”。本土性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不是互相取消的关系，而是互相发明的关系。